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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的文明探索之路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 |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10日
《探求  探讨  探索——我与生态经济的心路交集》,是我的一本作品集。其中收集的40多万字文字稿和100多张照片,既是一手拿笔一手拿相机工作方法的汇报,也是一个记者对环保道路从理论到实践探讨的小结。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太钢报调入太原市环保局,担任中国环境报驻站记者,成为职业的环保人。但是,这不是在政府环保部门某个岗位的行政人员、执法人员,而是担负反映环境保护工作进展的新闻人。因此,我常说“自己是环保工作的旁观者”。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环境保护及其政府环保工作时不时地有着自己的看法。
  进入环保系统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政府环保工作与企业环保工作不一样。在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感觉到环保工作为什么总是那么被动?自此,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总是琢磨造成这种被动的原因和解除被动的方法。
  1990年,经中国环境报推荐,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进修。这次学习,除了课堂上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知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了实习,弥补了自己没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缺憾。课外还有更重要的收获,一是向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艾丰请教了新闻文化,树立了文化意识;二是经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老所长商恺耳提面命,对学者型记者有了认识,确立了向学者型记者努力的方向。
  那时正是中国文化意识普遍增强的时期,校园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各种文化骤然兴起,让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反倒淹没在文化的潮水中。我还没来得及领悟新闻文化内涵,又撞上了环境文化,开始试图用文化的视角看待环境保护。
  1992年,我国第一次环保理论研讨会在徐州召开,徐州市环保宣教中心高杰邀请我参加会议。我带去的文章是“关于‘古交精神’的文化思考”。会议上的交流,使我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会后很快写了一组稿子,主题分别是环保面临挑战、现实需要改革、实践呼唤理论。但是,稿子迟迟没能发表,中国环境报社的同志告诉我:当时环保面临的形势,比我稿子里所说的还要严重,甚至出现了要撤销国家环保局的倾向。这个情况使我进一步意识到,环保工作的被动不仅在基层,在高层也是如此,基层的被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层的无奈。这个情况也使我更加重视了环境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在数以百计的定义中,我认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生存方式”,最为接近环境保护的本质。环境保护就是要改变人类现在的生存方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共生,也就是要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即环境文明。
  1992年,我在《山西环境报》撰文发出了“迎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呼声。1993年又致信《现代人报》,向钱学森先生提出“建设环境文明”的建议。在提出环境文明的时候也在思考,是叫环境文明好还是叫生态文明好?我认为,环境文明是需要经过人们努力才能建设的一种新文明,这种文明有环保法作为法律支撑;而生态文明更多倾向于自然生态,回归自然的意味更浓一些,与需要重建的新文明有一定的差别。
  我于2006年1月1日退休,但是,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关注并没有减少,持续写了很多文章,组织了自然资本、生态产业等研讨会,还担任了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被山西省科协选为山西省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决策咨询专家,反倒爬上了生态文明探究的新高度。
  2009年潘岳发表的《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论述的深度、广度、厚度、长度让我大开眼界,对生态文明有了新的认识。2012年2月,潘岳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次提升了我对生态文明的理解。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这是一个伟大的决策,生态文明建设不仅直接提升环境保护的地位,必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全面影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势必都会出现生态化的变化,彻底改变我国现代化前进的道路,同时将有力地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使我深受鼓舞,从心底感到多年关心和鼓吹的环境文明,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欣然接受了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它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努力,已经清晰地看到党中央不断提升它的地位,做出新的部署。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此前已经发布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这些文件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经初步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将展现全面推进的新格局。
  眼光回落到这些年所写的新闻和文章中,一方面体悟到作为基层环保工作者,对生态文明建设也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在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实践着向学者型记者的转变,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一些探讨,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更新发展观
  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一个坚持什么样发展观的问题。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看法。中国的环境问题产生于发展之中,环境问题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是发展的思路、发展的模式出了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看到发展不足,更要看到发展不当的问题。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发展,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随着我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深入,陆续写成的文章有1997年的“警惕错误的发展观”,1999年的“人与自然:先哲的视野”,2000年的“生态建设的几个哲学问题”,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2005年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大自然观”,以及《山西环境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对话等。这些文章尽我所能地论述了增长到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发展的本质,推动树立马克思主义大自然观。
  在当代,正确的发展观必须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1992年,当我国“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由新华社发布后,我给予了高度关注,向中国环境报总编室建议报道全国各地对10大对策的反响,并第一个提供了省委、人大和政府负责人对10大对策的反应,“山西三人谈”见报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良好反响。接着,我先后在《山西环境报》和《中国环境报》发表了“新目标  高起点  大走势——山西省贯彻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启示录”和“潮涌神州——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评述”;还发表了“关注环境安全”和“横看亿吨钢”,分别从西部大开发和钢铁生产两个典型事例,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认真总结的产物,是我们党对发展由自在到自觉、由盲目到清醒的重大转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我国环境保护30年发展历程的高度概括和简明总结。
  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认识,环境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有社会科学的参与。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从技术层面解决污染治理是不够的,而必须以社会科学为指导,从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战略、发展的策略等大的方面把握发展的趋势;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道路中,找到我们后发的优势,尽可能避免重走他们的老路。为此,环境保护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确立相应的价值观、方法论。只有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虽不才,自认为记者的工作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应该超越具体的环保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宣传一点社会科学,提供一点理论知识,分析一点现象背后的本质,探究一点环境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就是力争在环保领域打开一点社会科学的缝隙,能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提供一点点理论支持。
  2、结合实际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结合实际,这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山西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下功夫要建设的能源基地。正是能源基地的建设,使山西成为我国环境问题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地区。不论是作为驻站记者,还是作为山西居民,都必须对山西的环境保护给予特别的关注。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中,山西就有13个,而且排在前五位的都是山 西的。10年监测数据表明,山西省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年均升幅8.1%,主要污染物污染指数都在升高,这充分说明山西的环境质量还在恶化。目睹山西严峻的环境问题,经过很久的思考和内心斗争,终于以“破碎的山西”为题将自己压抑的悲愤之情喷发出来。这时的山西简直是遍体鳞伤,危机四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煤炭情结形成的黑色思维、煤炭经济形成的单一结构、发展不足形成的GDP论英雄、发展不当形成的土小企业泛滥等等。这样的发展,造成了山西的自然资本流血、人力资本流失、社会资本流散,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非常落后。
  中国科学院首次发布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表明,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在全国31个地区排在第25位,其中生存支持系统排在第28位,发展支持系统和环境支持系统分别排在第21位和29位。中科院的这个排队,更清楚更直观地反映了人们对山西发展前景的担忧。2000的排队,比1999年又有所下降,生存支持系统降到倒数第一位,发展支持系统也由21位降到27位。在中科院后来提供的现代化时间表中,也看到山西省将在全国大部分省份进入现代化之后,才能在2056年进入现代化。
  我对上述情况都进行了报道,对山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引起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马子清的积极回应,他毅然承担了山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在国内第一个完成了一个省域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省会太原的情况也很糟,环境质量持续几十年排在全国重点城市倒数第一的位置。到了20世纪末,竟然又被排在全球几十个大城市环境质量最差的位置。看到这个情况,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就写了“太原该洗‘脸’了”。这篇通讯在《中国环境报》发表后,太原市反响强烈,市政府召开了常务会专门做了研究,我也被邀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又以“太原要‘洗脸’”为题,报道了太原市改善环境质量要采取的措施,促使太原市摘去污染第一帽子的工程开始启动。
  山西是当今中国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如果能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彻底改善山西的环境,那么,将对整个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可以效法的典型。
  3、转型发展
  山西省大规模、群体性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一再告诉人们不加快结构调整、不转变发展方式、不改变发展理念,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因此,转型发展是山西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我访问了专家对此进行了呼吁。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体。现有的城市,几乎都患有城市病。城市病与城市定位有关。以前常常是以经济类型区别城市的性质,不合理的工业结构和布局,以及不科学的城市定位,是造成城市病的主要根源。其实城市作为人工生态环境,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居的需要。因此,城市环保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设宜居环境,这才是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城市发展和城市环保也必须转型。2000年,我以“建设生态型城市”为题发表了看法。
  国务院2010年12月同意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山西省的转型发展举步维艰,迟迟看不到转型的前景。2012年初,我又写了一组稿子,对转型发展发表了系列看法。我以为山西的症结依然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山西应该实施“环保兴省”(生态兴省)战略,环保兴省应该抓住三个问题,一是确立自然资本意识,二是抓住环境容量这个关键,三是转向生态经济。
  山西省的煤炭经济,彻底摧垮了原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单一的煤炭经济,已经使山西陷入重重困境。据2014年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0年以来,山西的经济一直走着下坡路,生产总值增长幅度逐年下降。2014年GDP增速仅为4.9%,排在全国的后面。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973.4亿元,下降32.6%;实现利润210.6亿元,下降61.4%。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7.3%。公报认为山西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企业经营困难,效益明显下滑,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不优、质量不高等矛盾仍然突出,山西经济仍处于最困难时期。
  2015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5814.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330.82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462.1亿元,下降2.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3021.26亿元,增长9.8%。上半年工业经济继续放缓,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3.9%,降幅较一季度扩大1个百分点。1-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764.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4%;利润总额18.2亿元,下降58%。
  综改试验区的设立,到目前快5年了,可是还是看不到山西走出困境的希望。就在此期间,山西塌方式腐败造成的政治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山西的困境,山西转型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自然资本
  山西省的资源型经济,从本质上讲,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本的经济。
  1994年3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第四章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目标中,提出要“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在行动依据中,明确提出“将可持续能力纳入经济决策,首先要比较明确地衡量环境作为自然资本的来源以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的承载体的重大作用。”并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来监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这里所讲的已经很明白,环境是自然资本的来源;传统的国民经济衡量指标没有反映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和资源代价;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此后,从保罗·霍肯等人撰写的《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对自然资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可以简单看作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
  以此看,山西的资源型经济其实就是以自然资本支撑的经济。自然资本是山西资源型经济的基础。虽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依赖了自然资本的消耗和转化,但是,却没有很好重视自然资源的价值,在GDP中没有计算自然资本的价值。
在人造资本不断增加,包括社会财富和货币、金融等人造资本基本都是自然资本转化的结果,自然资本日益短缺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要特别重视自然资本,保护自然资本,投资自然资本。
  在我国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任务,也是环境保护的任务。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资本经济,在人们重视各种人造资本的情况下,山西应该特别重视自然资本,应以自然资本为基础,构建新的资本体系,为山西转型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多年的环保工作实践使我清楚地看到,现有的环保工作是一种为经济发展擦屁股的被动式工作,没有很好体现环境保护的本质要求。自然资本提供的认识环境保护的视角,可以看清环境保护所做的事情,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切人造资本的物质基础。紧紧抓住自然资本,就是站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环境保护的脚跟子,牵住了环境保护的牛鼻子。
  10年来围绕着自然资本,我先后写了《把自然资本纳入资源和环境核算体系》、《自然资本:环保的新视角》、《山西经济发展要特别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的基础》、《以自然资本为基础构建资本体系》,还组织了两次自然资本研讨会。
  资本与生产力相关,环境保护也与生产力相关。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环境保护也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还在保护生产力。环境保护对生产力有解放、发展、保护这样三重作用,从生产力角度看,环境保护也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可以称作环保生产力。企业的任务是组织和发展生产力,政府也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生产力就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结合点,也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我从李双良治理渣山的实践中,看出了环保与生产力的关系,为此请教了国家环保局宣教司杨朝飞司长,在他的鼓励下,在全国第一次提出了“环保生产力”这个概念。这个收获也解决了初初进入环保系统时,对企业环保和政府环保之间那种不同带来的困惑。
  气、水、渣、声、土、光……从城市到农村,环境质量在恶化,环境容量在糟蹋,生态系统在破坏,自然资本遭受的浩劫依然继续,治理远远不能弥补自然资本的损失。我反复宣传自然资本,就是希望抓住自然资本,换个思路抓环保,从根上抓出成效,增强环保对社会、对经济、对生态、对生产力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1日会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首先要树立和落实正确的理念,统一思想,引领行动。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空间均衡的理念,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在党中央决策的引领下,生态文明建设将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自然资本被列入了了决策,自然资源、自然资产、自然资本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将更好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5、生态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相应的产业予以支持。这个产业应该是由生态产业构成的生态经济体系。
  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1993年成立时,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生态经济给我多了一个认识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窗口,多了一个活动的平台。20多年的积累,使我对生态经济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是山西省实施“综改区”的核心任务。转型向哪里转?简单说,就是把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生态经济模式。
  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为主题召开会议,提出生态经济至今,生态经济已有30多岁了。
  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立生态经济学,并认为经济学应当服从生态学,他倡导建立的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去年也度过了30岁生日。
  美国学者布朗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赋予了生态经济更宽的视野。他认为,经济学家只看重经济成就,生态学家在看到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看到地球生态系统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他呼吁经济原理与生态原理同构,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携手,共建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模式——生态经济,这也是能使环境可持续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变化之快、变化程度之深、变化周期之短,都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其根源就是能源基地建设带来的煤炭、电力比重一路飙升,而轻工业急剧下降,整个产业结构越来越畸重、失衡,造成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亟需用生态经济给予改造,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国民经济体系。
  生态经济是用生态学指导的经济,要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间建立起一种生态化的良好关系,使得经济活动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
  生态经济突出的特点,一是使得经济活动牢牢扎根于资源环境之中,彻底解决传统工业经济脱离资源、环境的“无根性”问题;二是使得经济活动呈现生态化,使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生态效率最高,既没有资源的浪费,又没有废物的产生;三是生态经济可把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引向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除了重视自然资源的转化,还要把长期忽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视起来,增强生态环境建设的自觉性。一句话,生态经济是真正体现“天人合一”的经济形态,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
  李克强曾说:“山西资源型经济要转型升级,循环经济是个重要抓手”。而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生态经济。
生态学也是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确立“环保兴省”战略,就是要以生态文明为指导,也就是要以生态学作为指导,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等;建立以生态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其中包括循环经济;将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有机融合,最终建立起生态良好的新山西。其实质,是要彻底打破工业技术在微观层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宏观层面却给发展带来巨大灾害的尴尬。这样做了,山西省生态省建设的内容也会丰富了。
  在工业经济之外,农业、林业、水利、城乡建设等等,都有生态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且和工业经济之间,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我国实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给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早在2000年,我在讨论提高山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就提出了生态产业,那只是顺势而为,并没有理解生态产业。我以为,只要符合生态学原理,符合生态经济规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都可以视为生态产业。这样,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生态产业已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丰富现实。2013年初,我策划了山西省生态产业学术活动,今年正在做生态产业调研。
  在转向生态经济的途中,以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为基础,集合起循环经济、服务经济、低碳经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产业、生态城乡、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新兴战略产业等等各路人马,形成浩浩荡荡的转型跨越大军,给山西找到一个转型发展的突破点,推动山西实现综改区的宏伟目标。
  6、生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十八大报告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中国这样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特征。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最大的不同,是时代不同了,历史条件不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环境保护日益加强,对生态文明日益重视的时代。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内容。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下共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要想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建设一种生态文明。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伦理形态。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能存在了……。”
在我们全力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再来看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就像直接聆听恩格斯的教诲。面对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不能不感慨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远见卓识啊!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他还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从这段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同一的系统,人一方面是自然的人,一方面又是社会的人。认识到人在自然界的双重地位,既可以避免人类忽视自然、自我独尊,盲目地对待自然,不尊重自然、不尊重自然规律,破坏环境、污染环境;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人类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动物,盲目崇拜自然,不会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自然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自然资本。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大自然观。
  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并且把资源加工成人类需要的各种物品也就是产品的过程;也包括将加工过程产生的废物,以及人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的过程。这种“物质变换过程”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本质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大都是在这种物质变换过程中产生的。
  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者,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身上。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然包含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也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是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训,更好更快地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率先实现全世界都在期待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的肩上,更具体地落在了中国环保的肩上。建设生态社会主义,将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前进方向。
  这也是我的理想。
                                 张可兴   2015-9-1
 
  (作者于1987年至2005年,担任中国环境报记者和中国环境报太原记者站站长)

[责任编辑:张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