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茶座（第三期）：疫情防控·环境健康传播

 

 

　　环境记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环境报社社长李瑞农出席会议并致辞。李瑞农在致辞中强调，疫情防控以来，网络上一系列的错误、虚假甚至谣言信息传播开来，对疫情防控以及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新媒体时代如何改进传播方式方法，更好地开展环境健康的科学传播，为整个疫情防控和统筹协调做好社会经济发展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在今天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网络上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谣言容易滋生，且因为网络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在疫情期间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情绪，并影响甚至干扰了疫情防控的大局。这次疫情防控爆发给各地各部门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包括新闻传播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昨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讲话，指出希望用事实和科学占据互联网，实际上国际上的疫情防控也深受错误、虚假甚至谣言信息的干扰。

　　媒商实验室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整理了200多条在网络传播影响比较广泛的错误、虚假的信息，大概分为这样几类：疫情疾病治疗相关的“灵丹妙药”型谣言，还有诊疗方案、防控措施相关的谣言，以及针对具体人和事的谣言、政治化解读的“悲情谣言”类谣言。这些谣言不仅传递了错误的、虚假的，甚至是影响健康的信息，有的还打着科学普及的旗号，实际上却传递的是错误的、虚假的信息，有的是报道虚假的防控错误信息，制造甚至加剧了恐慌，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尤其是目前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环境健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成为网络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重大公共事件特别是环境事件以及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如何让公众不信谣、不传谣更不造谣，及时遏制谣言，能够引导舆论，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我想这是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专家领导在一起探讨和交流的原因。

　　我有几点想法和各位领导和专家进行交流：

　　首先在传播或者舆论引导过程中，要了解错误的、虚假的，甚至是谣言形成的机理。当前，环境健康谣言多与生态、环境、健康、疾病挂钩，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进而造成大范围的快速传播，因此了解这些信息和谣言形成的机制有利于逐个击破。比如，有的是因为信息的缺位，有的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民众的不满，又或是谣言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以科普的形式导致民众难以辨认或者存在社会公信力的危机。当前网络和移动传播的快速发展使这种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怎样让环境领域科学的知识得到科学的传播，需要我们各类管理机构、传媒机构、互联网企业在这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其次，怎样针对虚假、错误的信息以及谣言及时回应，特别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给予及时回应、正本清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疏解公众疑虑，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公众有呼吁时，政府要有所回应，“疏”是良策，“堵”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也可能会产生次生的甚至更大范围的影响。因此当错误的、虚假的信息传播时不能一删了之，这虽然最及时、最有力，但效果却最差。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的信息，通过正确的、科学的信息来占据主流舆论场，让谣言不攻自破。这次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尝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再次，对这些社会上与疫情相关的焦点和热点，回应方式要更加科学、更加得当，澄清事实要全面，回应关切要有效，直击要害，不要闪烁其辞、遮遮掩掩，更不能使用一篇通稿打天下，要找准每个谣言和错误信息的核心点和关键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辟谣，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像刚才白志军副秘书长介绍的，对于和环境相关的疫情谣言，主管部门及时采取了信息发布、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直接予以回应，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这次疫情防控期间与环境健康领域相关的一些错误、虚假信息，包括谣言的信息传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环境质量与环境健康、环境治理与环境健康传播等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今后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环境传播，怎样进一步加强科学性？我们传播的是科学内容，怎样利用科学的方法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希望今天通过茶座形式，各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导一起共同探讨，不仅为环境媒体和环境记者提供科学传播的方法和路径，同时又为各个相关部门加强疫情的应对、舆论的引导提供借鉴。

　　真诚地欢迎大家，也真诚地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茶座，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环境记协组织的相关类似活动。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快速的媒介发展给我们的公共健康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媒商实验室首席专家李颖在发言中指出。

　　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新闻公报，当时特意提出了Infodemic（信息疫情）这样一个新的词汇。当下的信息时代，公众获取信息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世卫组织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公众没有办法及时获取正确信息引导，反而会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前段时间，麻省理工的一份杂志曾经提到，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信息情况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的信息疫情，所以今天在疫情期间我们能做这样的讨论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参会嘉宾，有来自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的各位专家大咖，我们以沟通为桥，搭建起健康、环境两大领域之间的桥梁。据我了解，今天参会的很多位专家在新冠疫情期间也都奋战在不同的战线，而疫情、舆情相当于两个战场。

　　媒商实验室专门围绕大气污染和健康做过两次专题调研，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是对健康类的信息最受关注，健康议题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领域舆论场中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今年年初，媒商实验室专门评选了2019年蓝天十大关健词，健康排在了第一位。另外，在媒商实验室关于健康和大气污染的调查当中，也会发现高达98%的受访者认为，大气污染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

　　2020年，也是蓝天保卫战收官之年，因此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未来环境传播的愿景当中，健康会是大气污染传播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当舆论想撬动公众参与的时候，健康传播实际上也是撬动公众参与杠杆的重要支点，环境传播需要健康传播。

　　同时，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和疫情相关的谣言也是频频出现。比如刚才白志军副秘书长已经提到的燃放烟花爆竹可以治疗新冠肺炎、过度消毒会造成地下水污染等。筹备这次会议的时候，我和施琳玲老师谈论过相关议题，特意提到了气溶胶的事情，一会儿相信施老师也会做非常精彩的分享。健康传播在这次疫情期间专门组建了辟谣战队和科普战队，故事会非常精彩。

　　下面，我想说一下气溶胶的事情。气溶胶和环境是非常密切的，早在1月底媒商实验室就做过预警，因为当时考虑到气溶胶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概念，又和我们说的PM2.5、PM10环境概念非常密切，所以当时非常怕引起公众的误解。后来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气溶胶传播病毒这样一条消息一度引发了舆论场上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多方合力之下，公众很快了解到关于气溶胶传播的一些科学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密封环境容量含量要高达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往往发生在医院等。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多方合力会取得良好成效。当时，包括医疗领域、环境科学领域的几位大气相关的专家，也在气溶胶的解读上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力量。昨天媒商实验室在汇报相关工作的时候也了解到，国家层面对气溶胶这个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从上到下、医疗环境多方联手，最后才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快速辟谣、快速澄清、快速解读的过程。

　　新冠疫情实际上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但是在这次危机当中，涉及的会是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多学科，所以我想说的第二个观点是，环境科学知识也是健康传播的强大外援，健康传播也需要环境传播。

　　最后我还想强调，以沟通为桥，搭建起健康环境两大领域之间的桥梁，合力发声。不管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所说的美丽中国建设，还是在健康传播当中提到的健康中国战略，实际上都需要多方的协作。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施琳玲表示，今天的对话，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破圈.我认为可以实现信息交互、发现问题的交互，也包括我们所做工作的一些经验交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样一次茶话会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未来能够形成更多的联动。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信息抗疫”这个概念，确确实实全球抗疫面临着非常严肃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此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正是病毒传播与大气、水环境治理之间的谣言如何澄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环境传播和健康传播交互的话题。其实在我们这次抗击疫情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关于气溶胶的问题。因为当时气溶胶的事引发了网络圈里非常广泛的公众恐慌。估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公众情绪波动是因为大家对气溶胶不太了解。当时我们医学圈里就有一些医学大咖做了气溶胶相关的科普，信息源来自于上海某场新闻发布会的某位局长的发布内容，这是一位非呼吸科医生，出于热心做了信息的发布。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对气溶胶传播的发生环境这个定义并没有能够给予公众非常清晰的解释，所以短视频在抖音发布之后很快就在朋友圈以及各个社交群里被广泛传播，很多公众当时觉得特别恐慌。

　　今天我也想趁着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开展这一块工作的，因为我们也意识到疫情谣言带给整个抗“疫”的严重干扰，所以在1月23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卫健委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共同的指导下，采用云模式，紧急组建了一个健康传播的紧急战队。我们在网络上紧急招募了283位网络志愿者，紧急组建的10个战队中有一个是科普战队，另一个是辟谣战队，后来科普和辟谣重组形成了科普辟谣战队，在抗击疫情当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自己有些体会，为什么我们需要及时去辟谣，发出我们科学的声音？我觉得有这样一些体会和想法。

　　气溶胶的事情引发了公众一定的恐慌情绪，我们做出了比较好的应对，关键在于我们有了紧急战队这样一支队伍。当时我们是组织这样一支紧急战队的队伍之后，快速地形成了联手，我们是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腾讯的较真平台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联合，当时实施了动态的辟谣，能够从最快的速度从源头对互联网的辟谣形成了一个有效遏制。我们整个紧急战队在这个过程当中辟谣的数量达到了500多篇，总的访问量达到了6.9亿左右。

　　除了强强联手抢占科学抗疫高地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快速形成科普和辟谣的联动。因为我们认为不仅仅是辟谣的问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发出更多的、正确的、科学的以及理性的声音占领我们的主战场，所以我们就把科普的小分队和辟谣的小分队进行了深度联动。当时的科普小分队就有98个人，其中有不少都是百万级的大咖，还有一些是千万级的科普大咖，他们都是以短视频作为突破口来做的，我们每天给大家专门定时下发科普的关键词以及辟谣的关键词。辟谣的关键词是由大数据支撑以后给到大家，这样能够及时发力，让科学的声音进入网络空间，快速地挤压谣言空间。

　　我们特别感谢的就是媒商实验室当时给我们一起联合制作的针对全国健康传播者的4份健康传播指南，李颖老师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时我们下发给自己的2953个联盟成员以及全国的健康传播者，因为我们希望在源头上引领大家。抗疫期间，我们原创的科普作品共有11500多篇，传播量也达到了100多个亿，更关键的是我们还是有新媒体特质的问题，因为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是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是伴随着新媒体成长起来的，所以大家充分运用了新媒体的特质，生产的东西以及运用的渠道都是比较有新意。当时，我们联动了爱心卡通组合、我是演说家这些动漫、脱口秀、配音秀和相声等辟谣，这种形式公众的接受度非常高，达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有着这样良好的群众基础以及专业基础，面对气溶胶事情和网络出现的谣言，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和探索，建立起了相应的容错和帮扶机制。因为，发布不专业、误导科普的医学发布者，在网络空间的粉丝量也都是百万级，他的口才也特别好，所以当时他的短视频带给公众严重误导。我们迅速地找到了他，他特别紧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赶紧发挥我们科普团队作用，迅速地进行反辟谣，其实是迅速地给大家进行纠正。因为他是一个骨科医生，并不是一个呼吸科医生，采用的信息来源本身不够专业、不够权威，因此不能放任其继续发展。后来，我们专门把这位医生也吸收到了组织当中，还给他们每天科普核心词，并对一些具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科普，结合战队专家组的云会诊意见，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专业地进行相关科普。

　　我觉得这样的机制确实减少了不专业误导在医疗群体内部滋生的几率，以及对公众误导的几率。这样的情形还不是一个，还有好几位，我们及时吸纳到组织帮助他们，这些在未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减少内部的不专业误导，也是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做法。

　　这次疫情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和考验，当前我们正面临着5G时代，传播方式、速度以及内容都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开展的工作也都还只是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希望在未来多一些总结，也希望能够和各位环境传播界的大咖多一些联动，相信只有破圈才能有更好的科普效果和辟谣效果。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王林指出，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假期春节，加上当时政府号召大家居家隔离、减少流动，所以大家都在家休息，这样有关疫情的信息和谣言也像新冠肺炎病毒一样，具有传播速度快、流行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这个特点。

　　信息和病毒，在此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同的特点。一些不科学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恐慌。还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家休息，这些信息的传播就更快了。当然，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加大了科学传播的力度，像戴口罩、环境消毒和卫生这些正确的防护和科学理念在短时间内也被公众接受并实施。现在站在北京市街头，要想让谁摘下口罩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种防护措施通过我们的宣传也确实是来之不易。

　　从全球现在的疫情来看，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监狱、保洁物业人员居住的场所等，这些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场所发生聚集性感染的病例受到广泛关注。所以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环境和健康的警钟再次给我们敲响。我们也知道，现在特别是城市、航空、高铁、地铁已经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还有我们的居住条件、办公环境、中央空调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交通环境、居住环境和办公环境的改变对我们防控疫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我们知道控制呼吸道传染病，包括所有传染病流行的3个环节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包括易感人群。所以我们环境与健康方面要通过消毒、环境卫生和个人的防护措施来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比如，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消毒，这次引起了各级政府和个人的高度重视，但重视过度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城市出现了过度消毒的问题，甚至有些地方提出用飞机来对城市进行喷洒的想法。家里的很多家庭成员也感到非常害怕，不科学消毒、乱消毒，用酒精乱喷洒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消毒导致的中毒、火灾等在各地都有发生，包括燃放鞭炮预防新冠病毒、污染地下水，这些谣言也应运而生，传播得也非常迅速。

　　我们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环境、饮用水等方面的谣言传播速度非常快，因此辟谣非常重要，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辟谣不是治本的渠道。假如谣言已经广泛传播了，好多人已经深信不疑了，我们再来辟谣，效果不一定很好。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应该加大主动的宣传传播，这才是治本之策。

　　回到刚才说的消毒问题，当时出现的谣言或者不科学的消毒方法，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就联合发出了关于科学消毒的倡议书，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发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消毒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科学精准消毒，防止对环境造成污染，防止过度消毒等，而且提出不要使用消毒剂对人全身进行喷洒，不要对车辆进行消毒，不要对水塘、水库、人工湖等环境投放消毒剂，不对有人的空间室内进行直接消毒。一些媒体也邀请专家进行了很详细的解读，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也是通过疫情的防控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因此，对这些科学信息、科学知识，我们的专家和媒体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谓做到了应说尽说、应传尽传、应播尽播，包括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抓住时机传播科学的知识，特别是环境与健康相关的知识。

　　目前，我们看到疫情已经在全球传播。全球传播的是病毒，但谣言也从国内传播变成了国外很多谣言也传播了回来。比如前两天美国用最先进的显微镜看到了空气当中全是新冠病毒，这些在我们专业人员来看，一看就是谣言。所以对这种谣言我们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用于我们的健康传播，包括环境传播和辟谣，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

 

 

　　第一财经高级记者章轲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言。章轲表示，非常感谢环境记协、媒商实验室邀请我参加今天上午的“新冠疫情·环境健康传播”云端茶座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通过视频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一起讨论一下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传播的话题。

　　各位都是媒体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媒商实验室，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所以在传播的技术手段、方式方法途径等方面，各位老师更在行。

　　我长期在记者这个岗位，属于实操型的，所以只能谈谈这次疫情发生之后，我个人对于疫情形势下的环境健康传播的认识和想法。我先分享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对于“病毒传播与大气、水环境治理之间的谣言应如何澄清”的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去做那些真实、客观、科学的新闻报道。真相出来了，谣言就没了。

　　谣言与真相最大的不同，就是看有没有事实基础。谣言就是那些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传播的言论。所以，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事实、让真相浮出水面。

　　但这里，我个人觉得，对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也要科学、冷静、辩证地看。有些东西，现在看可能是谣言，但过一段时间看，可能是真相；有些东西，现在看可能是真相，但过一段时间看，又可能被证明是谣言。所以也要科学辩证地看。我个人认为，在没有科学定论之前，也不应该轻易地将某些判断定性为谣言。

　　比如过度消毒不对，但过度消毒还真可能会污染地下水。所以疫情发生后，生态环境部才会特别加强了医疗废物、医疗废水的管控。对于突击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排水管道加强排查，以防医疗废水渗入地下，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所以，在疫情传播报道中，对于媒体和新闻记者而言，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更多地接近真相，报道真相。就是要求记者在现场，要求记者采访到核心人士、权威人士，获取到全面、真实、准确、客观的新闻素材。

　　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从新闻报道、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这次疫情有“三多三少”：

　　第一多是：谣言多。正像媒商实验室说的，燃放鞭炮治疗新冠肺炎等等，还有更多的谣言，比如什么药物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什么样的配方可以预防肺炎。我本人就收到好几个地方环保部门的同志发给我的这种秘方。

　　第二多是：争论多。比如围绕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问题，各方人士、各利益团体都站出来，争论不休。围绕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问题，也是争论不休。

　　第三多是：信息的传播渠道多。现在除了报纸、广播、电视这种传统的新闻传播渠道外，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短视频等等全上来了。每个人都是记者，都在时时发布消息。这与2003年的非典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少是：由于封城、封社区后，加上放假、错峰上班、部委进出限制等，外出采访的机会少。除了湖北记者，外地记者实地采访的机会非常少。而在非典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全国各地采访的。

　　第二少是：由于到现场采访少，这也导致了一手新闻少。但总的来看，这次疫情，各级政府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少是：可报道的领域相对较少。在我们报社就有这样情况，疫情期间，特别是疫情刚发生的前半段时间，大约有一半的采编人员投入到疫情报道中，几乎所有的版面和栏目都围绕疫情展开报道，有的领域记者非常忙，写不完的稿，一个月差不多完成了过去半年的报道量。但也有不少记者无事可干，找不到可以报道的素材。

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财经的疫情报道经验。

　　第一财经在武汉有3位常驻记者，对于此次疫情报道，比较有优势。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做新闻报道，一定要在现场。在新闻现场，一定要有自己的记者。

　　早在去年12月31日上午，第一财经驻武汉的记者就独家发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监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的稿子。这篇仅700多字的消息，据说是国内关于新冠疫情的第一篇报道。

　　这之后，武汉的记者发回了上百篇有关疫情的报道。后方的记者也不是无事可做。我们有大数据报道，第一财经有自己的商业数据公司，有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报纸、电视、网站、手机客户端等等，是真正的全线、全媒体报道。

我本人就围绕野生动物这个话题，在两个月间，做了100多篇报道，据说是目前在国内新闻媒体中，把疫情和野生动物话题做得最彻底的一个。

　　这也说明，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记者，都应该有各方面的积累。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说过，其实，医药报道、野生动物报道，在大多数媒体中，从事这方面报道的记者都只是一个小众，是小板块，历来不被重视。媒体在这方面分配的资源也相应会少。但疫情下，这些领域的记者编辑很稀缺、很重要。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新闻记者需要平时的积累，也需要临场发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采访真相，报道真相。

 

 

　　“当前在市面上传播得比较火、传播得比较广的谣言有些共同的特征，通常有一个共同的格式。”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班卓在发言中指出。感谢环境记协和媒商实验室的邀请，我从各个专家、各个老师那里今天也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对不同的视角。今天我想说3点：

　　我对现在已有的一些相关的谣言的观察，现在市面上传播得比较火、传播得比较广的谣言有些什么特征呢？我的观察现在比较流行的谣言通常有3个成分：描述了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现象，就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比如天气变热了、变冷了，或者有雾霾或者有杨絮，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另一个是对个人风险的描写，比如围绕会感染，就有些比较有感染力的绘声绘色的讲法。再就是在个人层面上的政策和观点，有的是明说的，有的是暗说的，有的是夹带的，但是这个政策观点基本上都还有一些群众基础，但也都还有争议。这个谣言的格式就是现象、风险和政策观点。

　　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变成下一个谣言点？按照成分来说，首先要有一个大家都关注的现象，比如天气变化、大气变化，有些时候政府的举措包括消毒等，社会上的变化是大家能够关注到的现象，这是出现谣言其中的一个成分或者一个可能性。再就是关注现在已有的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有群众基础的观点、已有的社会争议。比如，前一段时间在美国最火的一条谣言是由于疫情期间大家都已经回家不出门了，所以威尼斯出现了海豚之类的说法。又如在内罗毕可以看到埃及金字塔之类的，这些源自于美国社会本身在环境传播当中大家已有的，应当以人为中心或者以环境为中心的观点的冲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要观察社会上有没有大家关注到的现象，或者有没有这个现象可以结合的社会上已有的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政策观点，我们就可以想在这两个都存在的情况下，那么就有可能爆发新的谣言点。

　　举个例子，我的研究当中对母乳喂养或者奶粉安全方面有过一定的研究，所以这一次出现疫情之后我的反应就是，既然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会有谣言，所以我在熟悉的平台上偶然看到了疫情会造成国外奶粉缺货之类的谣言。又如现在我所在的南京市就是著名的火炉，眼看着5-6月份要进入火炉模式，估计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在南京市区域会出现一轮关于天气热了会消灭病毒，或者天气热了反而会促进病毒传播这一类的谣言。

　　应该怎样看待谣言？科学传播的专家和从业人员应当怎么做？我也很同意前面几个专家的观点，想要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科学传播的学科当中，我们觉得科学传播对社会的作用有几个不同的认识：最早期的认识是科学传播是为了填补知识缺口，也是为了散播新知，但是这些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人民群众宁可趋向于相信谣言，有些时候说了真话你不信，说了谣言你就很愿意散播。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科学传播的学者对科学传播的作用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他们认为科学传播除了要做下达之外，更重要的是上传的工作，就是通过传播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知识的创造。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学科的专家并不一定能够具体了解人民群众对于知识，具体来说实际的知识点有哪些需要，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根据我的观察，专家在气溶胶具体的传播方式和风险都做了很多的传播，实际上现在的谣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比如觉得新风系统会创造病毒感染的机会？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可以看到实际上复工企业的员工或者企业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这个知识具体应该是怎样形式的知识有一个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科学传播的工作人员，除了要把专家形成的新的知识传达给人民群众之外，还有一项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把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形式的知识传达给专家，根据大家的分享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全国环境新闻联盟主任杜少中出席会议并发言。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视频会议，我非常有感触：我觉得网络形式开会应该大力提倡，现在来看是权宜之计，但从长远来看，通过这种形式有可能就推动办公方式的革命。今天我们组织这样一次会议，大家都节约了来去的时间，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

　　我觉得这次会议不仅是破圈，还是一个跨领域的会议，尤其是环境和健康的跨领域。要搞环境保护是为什么？为了促进人的健康必须推动环境保护，好像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这种跨领域是非常必要的。

　　疫情以来虽然我是在家，特别需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参加疫情的另外一场战役就是舆论的战役，分为各个阵营和不同的战线，比如官方组织的，我和李颖、施琳玲都在健康疫情的团队当中，每天大家紧张地工作，分享着各种信息，同时也发表自己的看法。此外，还有官方、民间组织、媒体等讨论相关的问题，也非常热烈。有些讨论讨论非常热烈，而且信息量非常大。我参加的有个群，在里面你几乎说不上话，而且夜里都不停，晚上十一点钟睡觉，第二天六点钟起来一看三百多条信息了，所以舆论的传播非常热烈。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都要经历这样一场大考，就是大考以后中国人民会更强地站起来。大考是重大事件，其实既考官员、考政府、考各级组织，也考媒体、记者、网民，其实谁都考，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有精彩表现，也都有八卦。确实这样一场疫情，对大家是一场考试。

　　按照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我想重点说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把谣言的概念弄清楚，我非常赞成李瑞农秘书长在他的致辞中讲的两句话：错误、虚假信息甚至是谣言，这句话政策把握得非常准确。现在我们要慎用谣言，很多官媒特别爱说辟谣，其实有时辟谣的概念用得不准确。比如前一段时间发布的辟谣，辟的是一个医院欢迎从武汉回来的医疗队员们，拍了一张领导站在前面、医疗队员站在后面的照片，然后他们说不是这样。结果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了，就说你那就是真的，怎么叫辟谣？拿谣言的方式辟谣，弄了半天辟谣的人变成了谣言，因此辟谣这个概念应该慎用，而且从舆论分析舆情的角度来看，起码是不实信息、传言、疑惑，然后才是谣言。

　　这个怎么区分呢？我们说不实信息和疑惑有些认识问题，但谣言就有主观故意了，如果真是谣言，那不仅要回应，而且还要追责，一查到底，所以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刚才章轲说的我也有点感想，真相和谣言可以是转化的，是不是真相到谣言之间还有一个可以转化的灰色地带？因此我们在没有转化成谣言的时候及时进行科普、及时进行补救，那么就不成为谣言，而是会在舆论当中占据很主动的位置，因为我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有阶段性的，也是认识的阶段性，还是应该把握好这个政策界限。

　　李瑞农秘书长刚才说到传播得科学、科学的传播，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坚持环境和健康结合在一起的有效传播。现在来看，传播必须是把科学的概念给大家，大家的疑惑就解决了，传言就少了，谣言就无机可乘，我觉得这是必须得做的，然后就是科学的传播渠道、科学的传播方法。现在从科学的传播方法的角度来看，起码是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平台，现在的平台特别多，刚才有人引用联合国秘书长的说法，说这是一次完全网络的舆论战，我非常赞成。比如，微博、微信、头条、抖音、快手等各这些平台，我们还都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每一个平台受众群体不一样，传播方式不一样。现在来看，有的人觉得领导喜欢看什么就发展什么，然后就把公众喜欢看什么放在次要位置，这是不对的。此外，语言也要接地气，现在来看官气比较足，比如视频应当积极使用，视频的传播效果非常好。再就是传播频次，刚才李瑞农秘书长说了不能一稿打天下，传统媒体时代可能写一个稿就算答复了，但是新媒体时代不是这样，必须要连续不断、有针对性、短平快的回应传播效果才好。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彭应登研究员在发言时指出，针对怎么做好环境健康传播？危机来了以后怎么应对？我提出以下3点建议：

　　首先，针对热点、难点问题，有些回应比较被动，我觉得可以提前介入，对疫情发生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有一个提前的环境影响的预判。这次武汉消毒过程中对下水道消毒，我作为专家做了一个解读，过度消毒可能导致地表水体甚至地下水污染的问题，如果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有一个提前预测和研判，也采取了措施，我们可能就会精准一些。除了下水道的消毒，我们还有城市环境的消毒，比如马路两侧用车喷洒消毒剂，导致重庆的野生动物发生死亡事件，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应该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做出预判，有相应的应对预案，提前介入并能及时应对。

　　基于研判，我们需要提前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预案，这次不管是过度消毒还是气溶胶的传染，环境专业的人应该在某些领域有一个合作，就是在发布宣传预案的过程当中，某些交叉领域当中有些共同的回复。流行病这种突发环境事件和环境领域的污染控制，实际上有些是交叉领域，我们做好环境健康二次污染传播的宣传预案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还是有些能携起手来合作的领域。这次宣传预案如果做好以后，可以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面，针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隐患问题，社会热点环境舆情的应对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避免被动地应对。

　　应对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教训，有时我们是没有现场数据的，所以在专家答疑过程中，我们是以定性的判断解答为主，缺乏一个有数据的定量分析，所以缺乏说服力。好在这次疫情整体来说是健康的影响压倒了环境的二次影响，所以环境的二次污染的疫情没有放大，所以如果中国爆发二次疫情的时候，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要及时搜集数据。除了环境监测的数据，现场涉及到二次污染源的数据可能也要及时收集，收集到了以后进行宣传应对，不只是组织专家的研判，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数据支撑，而且应对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专家发声，政府也要及时发声，第三方传播机构也要发声，这样才构成应对环境舆情很重要的、完整的体系。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提前介入，基于研判制定我们的宣传预案，不能等发生了才能被动地应对，还要转化把好节点，精准地去应对社会的诉求，精准地进行环境健康的传播。

 

 

　　“完善对疫情的科学传播，我们责无旁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会议中表示。

　　如李瑞农社长刚刚提到，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要“用事实与科学占领互联网”，以应对那些将更多人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错误信息”。

　　在疫情最紧急的时候，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和大道气候中心、阿拉善、乡村建设等三家环保组织联络我们，希望能够出一份细化的疫情地图，因为当时只有省级疫情地图，感觉全国除西藏外好像都感染了疫情，加剧了恐慌气氛。

　　完善对疫情的科学传播，我们责无旁贷。面对这场遭遇战，大年初二起我们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在蔚蓝地图上线了城市疫情地图，让各界能够看清各省疫情集中在那些城市，助力有针对性地防控；之后再细化到了首张区县级战疫地图，进而到小区疫情地图，直至全球疫情地图。

　　基于地图数据我们形成每日战“疫”报告。通过与新浪微公益合作，2月17号申请的话题#IPE全国区县疫情地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讨论量在10万以上。搜狐视频的直播也有数十万的观众在线。

　　我们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得到重视，所传播的信息也既要协助破解不实之辞，避免社会恐慌，也促使受众保持警觉，避免聚集，耐心参与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我们汇总的区县级的疫情风险评级，也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所用，服务于复工复产。

　　几家机构之所以支持我们开发疫情地图，是因为蔚蓝地图这些年形成了集成环境数据并开发应用工具的能力，结合地图助力多地的环境部门和社会组织／公众形成互动。基于地图的微举报推动了数以千计大企业改进说明。

　　疫情期间，当线下工作不容易开展的时候，基于线上的模式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和重视。

　　环记协“指尖环保”公益活动，就是大型线上结合线下环保活动之一。作为指尖上的环保的一个落地平台，蔚蓝地图2019年就吸引网友晒图近60万张，既晒蓝天、碧水、绿树，也积极举报身边的违法排污。环保自媒体联盟的大咖@巴松狼王、@生态梦人、@何春银微想都鼎力参与。

　　疫情期间，蔚蓝地图继续与阿里公益三小时对接，以新媒体、新技术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公众用好碎片时间，随时随地参与“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这个主题活动。在世界水日和即将到来的地球日，都会和可持续水联盟以及知名品牌共同开展主题活动。

　　疫情地图让更多伙伴机构看到数字地图在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方面能够起到的特殊作用。多家机构提出需求，希望共同开发环境地图。当前城市垃圾地图已进入计划，我们希望让它和指尖环保结合起来，和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结合起来，联通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推进重要但很艰难的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建设。

　　此外，疫情中野生动物保护的缺失凸显出来，多家机构也和我们形成合作，共同策划和推进物种保护地图，通过将政府规划、专业知识和公民科学相结合，推动科学、专业和互动式的知识积累和信息传播。

　　疫后恢复无疑将是今年重中之重，但今年也是蓝天保卫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要平衡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需要在信息公开基础上，更多借助市场撬动和社会监督。

　　为协助做好企业环境表现信息的传播，我们与专业机构合作，在疫情期间开发出一款新的APP，称为蔚蓝企业版。这个结合了企业环境信用动态评价体系和蔚蓝生态链等创新解决方案的工具，近期得到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应用，用于贷前贷中贷后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

　　“互联网＋”的运行和传播模式，让我们在疫情期间得以持续推进。过去一个月中，基于蔚蓝地图的数据，大型银行、中外品牌，和绿色江南、青岛清源、芜湖生态中心等环保组织伙伴，一共推动了超过400家企业就违规和整改作出信息披露。

　　我们希望与媒体和各界合作，进一步做好环境与健康传播，让环境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疫后恢复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陆琼在发言中表示，作为信息受众，对于疫情期间发生的网络谣言传播有些自己的思考，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分两个层面。

　　很多人都说疫情会引发大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刚才班卓老师也讲到网上有一个很热的帖子，意大利威尼斯采取封城措施以后河水突然变得很清澈，有小鱼在里面游，这种景象很让人感动，也让人思考，思考什么呢？可能就是人在自然当中扮演的角色，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传播、很强的表达，很容易引起大家情感上的共鸣，所以传播效果也很好。但是就我的理解来讲，这种表达的背后容易消解人的积极作用，小鱼在河里游的威尼斯是很美，但威尼斯的美也包括了人对城市的建设。

　　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得健康。我们主动传播最好不要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你进我退或者你有我无的口径，而是要看到自然很强大，给它一点空间就能够恢复，但同时又很脆弱，很多人为因素的一点干扰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崩溃。这里确实是涉及到班卓老师讲的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极端地偏向其中的一个，自然资源就是在那里，我们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则需要在合理的尺度上去进行积极的行动，干预当然是一种行动，保护也是一种相当积极的行动。

　　我们再回到微观层面，疫情期间老百姓居家的时间延长，所以大家对室内环境或者人居环境健康的关注是会增加的，这也是我们普及这类知识非常有利的窗口期。过度消毒会污染地下水等相关谣言的产生恰恰说明群众关注到了地下水，而他们对这些概念还一知半解，才会有谣言传播的空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关注，甚至可以说利用某种程度的恐慌，恰当地进行科学概念的普及。

　　关于过度消毒污染地下水的问题，彭老师应该是有力地回应了谣言，我们喝的水是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过程，家庭饮用水净化器的工作原理，我们生产的生活垃圾、口罩和医疗卫生用品的恰当处理，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注，都可以成为我们科学普及的内容。这些方面我建议不仅可以和相关专业的专家、研究者去进行合作和科普，也可以适当地和一些行业协会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既掌握技术细节和一手数据，也有更强的动机推广自己的成果，包括污水处理、医疗垃圾处理这些公共事业的服务行业，因为现在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所以他们很乐意营造自己的形象。在媒体的主持下，让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去辩论，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这比让老百姓单一地接受谣言或者接受辟谣的传播更容易从根本上认识这些本质的不同，然后让大家印象更加深刻。

　　总之，微观层面的问题和宏观层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疫情面对危机的过程当中强调我们人类社会的积极行动，我们破解谣言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正确思考，根本性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一起做出一些合理的改变，不是简单感叹自然很美、小鱼很可爱，过去之后就继续进行对环境不友好的行为。

 

 

　　能源基金会策略传播项目王薇在发言中表示，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大咖云集的讨论，我看到了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今天我们讨论的环境与健康的话题是能源基金会策略传播部门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作为观察者身份，观察到疫情的发展和传播领域的变化，今天我想从这个角度进行分享。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疫情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使得疫情本身作为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凸现成了一种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此前我们谈到很多社会经济风险的时候更多地谈到外交、国防、安全、就业这一类的，对于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经济风险，其实对它的准备、预防以及关注并不足够，造成了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所以和公共卫生事件很相似，我们关注的气侯变化和能源问题也是极有可能引起重大社会经济风险的重要问题，但目前来讲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对于我们所关注的气侯变化、环境危机或者能源危机会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学习的过程，这也是国内外学者正在探讨的课题。当你发现了它的影响或者它的影响已经暴露的时候，我们再去制止和干预它，其实已经为时已晚，而后果可能也会非常严重了。例如，这次疫情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一方面需要探讨这件事情真正发生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探讨怎么更好地预防和阻止社会重大经济社会风险的发生。其实，传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在疫情防控和重大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传播应该怎么做。也是需要重新探讨一下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怎么去做持续有效的传播，开展议题建设或者倡导的公众活动，从而有效地支持这种绿色低碳政策的制定，还有公众对于环境气侯问题的认知以及公众绿色低碳行为的转变。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绿色低碳传播方面新的内容和机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和探讨未来如何开展这种治未病的传播。新冠疫情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的变化，云会议其实是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我们会看到，从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来讲，不仅是网络会议，还有直播带货，甚至是娱乐活动的云参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降低了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很多研究也发现，确实在疫情期间全球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非常显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众的行为当中，从传播来讲可能需要遴选哪些是短期行为，也许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的，哪些有可能延续为一些长期行为，这些长期行为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传播上的引导，能够让它真正持续下来，这是疫情给我们传播人员留下的一个思考题。

　　借助疫情、气侯变化和环境危机，预防以及可造成的后果的诸多相似性，可能也会成为引导公众养成绿色低碳行为习惯的契机。就像刚才陆琼老师说到的，在疫情期间更多的人在家里办公，室内的空气是不是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了什么危害，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这个时候就成了我们可以去做传播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遴选一些有可能长期持续的绿色低碳行为，以及去抓住一些可以做绿色低碳行为引导的时机，也许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传播人员留下的思考题。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期，“十四五规划”即将开始，还有“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我们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其实是恰逢其时的。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做经济刺激计划，这种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不会给传统的高碳锁定的高耗能行业一个复苏的契机？如何把这种短期的刺激计划和绿色低碳中长期的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当然是研究层面需要极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给我们的传播工作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施展机会，让我们去倡导和促进这种探讨，并且倡导绿色低碳的结合。我们还有一些中长期的传播契机，比如在这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如何推动和保持大家对中长期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信心，其实这是传播在上面可以发生很大贡献的地方，还有怎样让这些绿色低碳的措施能够在“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一段时间内，政策层面或者实施层面真正制定和推动下来。其实这些作为绿色低碳大的中长期的议题来讲，传播是有非常大的贡献和能力的，所以这些内容也是因为疫情的发生给传播工作人员一个提醒。

 

 

　　最后，会议邀请到了中国环境记协主席、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谢国明作了点评总结。谢国明指出，此次会议，很多朋友都是跨界、破圈参加，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也做了很好的解读，我感到收获很大。李瑞农秘书长讲的三点我特别赞成，信息抗疫、健康传播，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我们媒体应该说成绩优异但教训深刻。刚才杜局长讲到主流媒体搭台，也做了很好的工作，事实确实如此。听了大家的发言，结合这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的科学(健康)传播的面临着三个矛盾：

　　一是公众信息需求的即时性与认识真相的过程性。我们信息传播马上就要发，但对信息的认识却需要一个过程，这对我们信息传播、健康抗疫带来了一些挑战。刚才有人讲到真相和谣言会转换，我觉得可能不是转换，就是认识有一个过程，因为认识本身就有一个过程，但我们的信息传播不能等到认识清楚，我们要及时地进行传播。

　　二是公众关注的发散性与信息传播的有限性。公众关注的你想不到是什么，我们的信息传播是相对集中的，可能需要集中考虑一些问题，集中传播一个话题。比如疫情防控中公众关注的问题，我们传播过程中很多可以考虑到，但是有些问题非常分散。

　　三是公众接受的简单化与科学（健康）传播的复杂性。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实际上非常复杂。刚才有同志发言中讲到，我们有些回应没有数据。刚才杜局长说，微博上写了二三百字，不如抖音短视频的一句话，因为那样更简单，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

　　面临这三个矛盾，我们需要加大研究、破解困境。今天同志们的发言，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有些同志做了疫情地图，杜局长做的传播实操方案，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我们可能还是要保证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客观传播、及时跟踪、保证常识、掌握分寸、守住底线，把我们的传播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