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令下，1038名工作人员分赴全国25个省（市、区），拉开了2019年生态环境部第一轮统筹强化监督的序幕。
做好“减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基层减负
5月14日下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局调研员翟亮绪走下了从北京飞往贵阳的航班。59岁的翟亮绪承担过全国执法大练兵评审等大大小小各种任务，但是作为统筹强化监督贵州组副组长兼执法专项1队队长，他真的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不过翟亮绪心里并不慌，因为在他怀里揣着两本“宝典”：《2019年统筹强化监督（第一阶段）现场工作规范和使用模板》《2019年第一阶段统筹强化监督省组组长工作小参考》。
这两本由生态环境部撰写的“宝典”详细介绍了现场工作的相关流程、工作要求，甚至还对典型案例编写、影响资料要求都有着明确的介绍。“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非常清晰明了。”翟亮绪说，工作人员完全可以“按图索骥”，称得上是“方便宝典”。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4月，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办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切实解决文山会海和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等突出问题，让干部切实从文山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干实事。
生态环境部积极落实中央要求，为地方减负，同时探索生态环境监督新模式，决定将污染防治攻坚战确定的7场标志性战役合为一体。
“一个平台、多项任务”，生态环境部的所有督查检查和现场考核等任务，均纳入强化监督这一个平台。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甚至在其他领域也没有先例可循。越是新的任务，越是需要细心的准备。生态环境部党组的部署和决心是本轮统筹强化监督顺利实施的保障，而事前充分的准备则是基础。
大到每个专项归口管理、各省组如何分组、APP平台的架构，小到一本工作手册、一辆车、一个宾馆，生态环境部统筹强化监督协调调度组都事事考虑在前。
“一个为主、分工负责”，执法局负责强化监督归口管理，各司局分工负责。“此次统筹强化监督的7个专项原本分属于不同部门负责，如果延续老的粗犷式管理模式，肯定做不好统筹工作。”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把统筹做到细节上，才能是真的统筹，怎么把点位整合起来，怎么确保一伙人能干成7项检查，都是在细节上入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翟亮绪等人启程之前，车辆、宾馆等各种后勤保障都已经做好。
为了不打扰地方，甚至宾馆都被预定在机场附近。“我们一起拼了个出租车，一共花了20多元。”黑臭专项第一小分队队长林澍说，“比坐机场大巴还便宜。”
翟亮绪等人放下行李，第一时间就到贵州工作组组长徐海根的房间集合。按照相关规定，他们要召开党小组会议，成立贵州省强化监督党小组。“宾馆会议室要收费，不能给地方增加负担，我们就在房间里开会。”徐海根解释说。
根据现场进驻“先集中后分散”、“先综合后单项”分阶段推进 、工作分组“先复杂后简单”的原则，徐海根将组员分为4个小队，精心设计了路线。
“路线的规划确实非常重要，要尽量紧凑，还要考虑到现场监督工作难易程度、点位之间距离、各组行程安排等。”徐海根告诉记者，“清废”专项组由原计划的3个执法小组整合为2个执法小队。考虑到山路难行，徐海根将工作组唯一一辆越野车分给了“清废”专项组。
同志们整装待发，斗志昂扬，等待着赶赴“战场”的时刻。
实现“加法”：老作风和新模式，铁军不怕攻坚难
5月15日一大早，徐海根就赶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他将与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开一个碰头会。这也是本轮强化监督工作中唯一一次与被监督地方召开的会议。
会议室里，没有主席台，没有悬挂会标横幅。这次简短的见面沟通会，工作组参会人数被严格控制在10人以内，会议时间也被要求控制在两小时以内，甚至组长讲话也按照《小参考》中提供的要点进行。
“现场期间，轻车简从、独立开展工作，主要帮助地方发现问题并促进解决，不替代、不干预、不打扰基层正常工作。”徐海根向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人员介绍了有关要求。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工程师张卫东是贵州组的联络员，也是组里电话最多、最忙碌的人。“一个月的通话时间都超了，自己又冲了好几个通话时间加油包。”
让张卫东放心的是，无论前方提出什么问题，在后方的生态环境部都会有专人来解答和提供帮助。
李干杰部长对此次统筹强化监督提出明确要求，要按照“统筹、规范、高效、服务”原则，做好相关“减法”“加法”“乘法”。
虽然统筹强化监督为了给地方减负“合七为一”，但是，工作人员的态度没有变，责任心没有减，工作环节没有省。攻坚克难的生态环保铁军作风加上统筹强化监督的新办法、新模式，达到了“1+1＞2”的效果。
“三磷”专项组在执法APP和卫星导航等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大山深处的贵州政立矿业有限公司。
专项组了解到在矿坑内还有一个污水沉淀池。为了确认这一情况，专项组在漆黑闷热的矿井下行进了将近一个小时，确认了井下沉淀池污水处理情况才放心。
婉拒了副矿长熊汀在食堂吃饭的邀请，工作组到开阳县城找了路边一家米粉店解决了一餐。
“清废”第一小分队则切身体会到了“地无三里平”这句话。为了查清问题，两天内，“清废”第一小分队连续奔袭近千公里。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张吉星累得晚饭都吃不下。满头华发的翟亮绪在抵达目的地后立刻对相关人员进行督查问询。这让年轻的组员们十分佩服。
“清废”专项组以4200多公里的总行程，成为贵州工作组中行程最远的小组。
算好“乘法”：物理加化学反应，提高监督效率
“黑臭”水体专项组是压力最大的小组，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贵阳市、安顺市等6个市的29条黑臭水体的检查工作。点位分散、路途遥远给现场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徐海根主动与“三磷”和“清废”专项组组长协商，请他们分担一部分“黑臭”水体现场监督的工作。
但是，黑臭水体专项APP需要授权，其他专项组无法进入系统。
徐海根立刻与“黑臭”水体专项组、生态环境部协调组沟通协调。在组长的统筹安排和指挥调度下，各个专项组通力合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现场核查工作。
在统筹强化监督过程中，工作组以优质服务提升工作效能，切实帮助地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徐海根的房间里，沙发上、椅子上，甚至连电视柜上也坐着人。“清废”第一小分队全体队员与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务川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坐在一起，翟亮绪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为了解决一处“固体废渣”问题，专项组和地方都在努力想办法。
遵义市务川县大坪街道三坑村已闭库的渣场上方，存在一处堆放存量约为300吨的废弃冶炼汞矿废渣。2018年，务川县环保局在整治过程中对废渣属性进行了鉴定，采取“原位固定”与“生态修复工艺”，项目完工后进行了验收。
“清废”第一小分队却发现，务川县政府对“该处废渣为一般固体废物”的定性论证不充分，对汞冶炼废渣性质“定性”有问题。
“感谢专项组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发现了一个隐患。”务川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回去以后立整立改。
当得知贵州省缺少这方面专家和技术时，专项组表示，可以帮助联系相关专家，为地方解决问题提供咨询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