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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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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取切实行动 应对全球水危机
    潘基文
  • 今年,世界水日恰逢国际环境卫生年,这迫切要求我们推动各方就这一影响到地球上1/3以上人口的危机采取行动。 现在每20秒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全球26亿人所面临的恶劣卫生条件,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而造成150万个年轻生命夭折的原因是我们完全知道如何预防的。 卫生条件差,加上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和良好的保健服务,造成骇人的全球大量人口死亡。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存下来的人们也很难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又能从事生产活动的生活。儿童特别是女童被迫失学,而与卫生有关的疾病使一些成年人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 在2000年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各国领导人设想到2015年,将无法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但是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差得很远。专家预计,到2015年,将有21亿人仍然缺少基本的卫生设施。按目前的速度,撒哈拉以南非洲要到2076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尽管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这一工作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阻碍,包括人口增长、大面积贫穷、用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投资不足,而罪魁祸首则是缺乏政治意愿。 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国际社会成员就大有可为。200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指明受影响国政府应负首要责任。委员会还呼吁提供国际支持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提供资金并向需要的国家转让技术。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挑战,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将远远超出更多获得洁净饮用水本身。投资到饮水和卫生部门的每一美元将带来估计价值7美元的生产活动。这还不算在减贫、改善保健服务和提供生活水平方面所获得的无法衡量的收益。 世界水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这些问题的机会,但是今年,让我们超越宣传的层面,让我们推动各方采取切实行动,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本文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世界水日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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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生贤部长在2008年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抓住机遇 建立体系 挺直腰杆 严格执法
  • 3月24日,环境保护部在京召开2008年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周生贤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抓住机遇,抓紧建立起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力、高效运转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切实加强环境执法工作。全国环境执法工作者要挺直腰杆,像钢铁一样硬地从严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面开创环境执法工作新局面。
    周生贤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对加强环境执法工作、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环境执法监督,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历史性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直接手段,是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是参与宏观决策的依据、环境综合管理的基础,是切实履行国际环境义务、树立负责任环境大国形象的重要保障。环保系统各级领导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环境执法,为推进历史性转变、完成减排任务、改善环境质量做出更大贡献。
    周生贤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以来,全国环境执法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环境监察队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环保工作大局,尽心尽力,埋头苦干。两年来,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600多万人次,查处违法案件5.9万件,关闭企业6000多家,解决了一批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减排中心工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环境执法监督工作面临许多困难与问题,形势非常严峻。环境执法监督工作的现状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还不相适应,建立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的任务十分繁重。
    周生贤指出,当前,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进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主干线、大舞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各级环保部门要抓住机遇、转变职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到2010年,初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建立起一套先进的、完整的、符合国情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环境执法监督法规制度、执法机构、业务管理、技术装备和人才保障体系,满足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保障群众环境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为此,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树立先进的环境执法监督理念。要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环境执法工作放到发展社会经济、维护群众利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局、整体中去。要全面履行环境执法监督职能,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合理划分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执法监督职责,整合环境执法监督资源,拓展生态执法领域。要提高执法监督效率和效益,用最少的投入切实有效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
    第二,加快环境执法监督体制改革。要合理界定和调整行政法规执法权限,逐步整合优化环境执法资源;科学确立环境执法监督机构的法律地位;理顺环境执法监督层级权限,明确国家事权、省级事权、市级及以下事权工作重点和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建设规范权威的环境执法监督机构,增强“国家监察”能力,完善地方环境执法监督机构;拓展环境执法监督领域,将环境执法监督从生产环节逐步向流通、消费、分配等环节延伸,从侧重于工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督向整个生态系统拓展。
    第三,构建充满活力的高效环境执法监督机制。加大协调力度,建立和完善内部信息交流和沟通协调制度、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巡查、直查、稽查、后督察和年度考核制度。健全区域流域协作机制,实现“定期会晤、联合执法、共同监测、信息共享”。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形成专业执法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网络。
    第四,打造攻坚克难的环境执法监督能力。尽快制定出台《环境执法监督办法》、《限期治理管理办法》和《环保后督察办法》;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推行绿色信贷、绿色贸易等环境经济政策措施,激励企业守法;推进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提高环境执法装备水平;严格把好环境执法监督人员进口关、考核关,加强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建设一支高效、精干的环境执法监督队伍。
    周生贤指出,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在部署今年节能减排10项目标任务时,强调要加强执法和专项治理力度,重点解决环境保护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为环境执法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要持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要持续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排污问题,把饮用水源保护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切实抓紧抓好;集中执法检查城市污水、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和化工、造纸、电力、钢铁行业;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查处到位、整改到位,查处一家、震慑一方、影响一片。二要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环境监管工作。将中央确定的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七湖区(三峡库区、小浪底库区、丹江口库区、洪泽湖、鄱阳湖、洞庭湖和洱海)等重点湖泊相关地区,淮河、辽河、海河、松花江等重点流域,电力、钢铁、建材等12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作为执法监督的重点,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和查处力度,完善“区域限批、流域限批、行业限批”政策,有效遏制重点流域区域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趋势。三要加强工业污染源环境监管工作。强化针对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排污收费和排污申报管理,加快污染源自动化监控建设进程,实现重点污染源的全天候、全时段监管。推进加强工业污染防治出口、投资、信贷、财税、价格等政策措施的出台。四要加强城镇集中污染治理设施环境监管工作。进一步查清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炉等城镇集中污染治理设施的基本情况,重点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排放、污泥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安全处置。五要加强农村、农业及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执法精力、能力要重点放在保护农村饮用水源保护、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上。六要加强环保后督察工作。近期要对挂牌督办企业、区域限批地区,以及重大环境事件和严重违法地区进行环保后督察;远期要将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纳入后督察对象。七要加强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继续深入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尽快制定和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及部门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抓紧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功能全面、反映灵敏、运转高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八要做好水污染防治法的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在环保系统上下形成一股学习好、执行好水污染防治法的新高潮,全力开创环境执法工作新局面。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主持会议,并就加强全国环境执法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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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森林之都 构建和谐社会
    ——牙克石市推进林木资源型城市经济平稳转型
    文/中国环境观察记者 张 弘
    实习记者 马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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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打造森林之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绿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为指导,内蒙古牙克石市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方面走出了一条坚实的新路子。
    牙克石市是伴随大兴安岭林区开发而发展起来的一座典型的林木资源型城市。进入“九五”后期,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特别是以实施“天保工程”为标志,林区经济和可采林木资源危困,传统森林工业全线萎缩。受其影响,牙克石市与全国其它资源型城市一样,在经历了资源过度开发的辉煌后,经济急剧持续下滑,林木资源型城市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
    2002年以来,牙克石市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用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探索出了一条林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传统森林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下降到25%和不足1%,彻底打破了“独木支撑”的传统森林工业束缚,在呼伦贝尔市率先完成林木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
  • 转变观念,以思想解放引领经济转型
  • 思想观念滞后是制约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特别是牙克石市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和产业发展对林木资源的过度依赖,人们把原木的多少优劣作为衡量资源的唯一标准,认为没有了原木就没有资源,既急切要求发展,又难以找到出路,茫然无措。针对这种情况,自2002年以来,牙克石市从破除四种旧思想、树立四种新意识入手,即破除茫然无措、消极忧虑的思想,树立抢抓机遇、锐意进取的意识;破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树立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意识;破除封闭保守、坐井观天的思想,树立先予后取、你发财我发展的开放意识;破除守摊子、无所作为,当“太平官”的思想,树立奋发有为、敢担责任的意识。通过邀请著名专家举办专题讲座和召开读书会、研讨会以及组织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考察等方式,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解放思想,特别是“零点思维”、“你发财我发展”、“先予后取”、“森林是立市之本”、“新的资源观”等一系开放观点和科学理念的注入,引导人们冲破了唯“原木论”的思维定式束缚,重新认识林上林下资源、地上地下资源和旅游、教育、医疗、交通等产业资源和区位优势,树立了新的优势观、资源观和发展观,为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立足现实,确立森林工业之都定位
  • 经济转型必须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这就涉及到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问题。牙克石最大的优势和独有的特点是森林资源和木材加工业,占总面积73%的森林,无论以前、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全市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和物资基础。牙克石将该市定位为中国的森林工业之都,其目的就是依托森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林上林下资源为主的精深加工业和森林生态产业,为森工企业加快发展搭建平台,力争用5—10年时间,把牙克石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森林生态和新型森林工业基地。同时,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树立森林资源无价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保好域内的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通过几年的努力,牙克石市域的活立木蓄积量增加了2000多万立方米,为国家生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打造中国森工之都必须确立三个理念,处理好三种关系,着力构筑三大产业体系。确立三个理念:一是确立中国森林工业之都的城市发展理念,二是确立新型森林工业理念,三是确立大生态保护理念。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达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处理好与以森工集团为主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全方位宽松的环境;二是处理好与外来投资商的关系,把你发财、我发展作为招商引资的出发点,努力营造聚商、安商、富商的资本洼地和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环境;三是处理好领导干部与项目的关系,把能否引项目、谈项目、落实项目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标准,落实责任,集中精力抓项目,使项目成为经济强势发展的动力。
  • 把握市情,培育构筑新型产业体系
  • 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市情,达到了对社会民情的正确认识,进而确立了以推进实施森林立市、工业富市、结构调整、城镇化和开放型招商引资为重点的转型战略,一是不断增强新型工业经济主导地位。在全面提升煤炭、建材、酿酒、乳品等传统产业科技含量的同时,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集木业、金杨油脂、蒙西水泥、天富源亚麻、力达酚醛树脂胶等集约型、规模化龙头相继引进并逐步壮大;德国博世集团汽车底盘冬季性能测试等高科技项目和煤电联营等能源重化工项目稳步推进。目前已形成以农畜产品、绿色食品、木材精深加工和矿产资源转换为支撑的多元化的新型工业体系。
    二是强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坚持走龙头加基地的产业化道路,大力调整结构,突出抓小麦、油菜、大麦、亚麻、马铃薯等优势农作物基地建设,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2.1万吨。通过大力实施奶业富民战略和建立健全政府搭台、社会融资、企业运作的投资机制,成功引入大批量进口荷斯坦奶牛,优化了奶牛种群结构,实现了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2007年鲜奶产量达到16万吨,同比增长17.1%,牲畜总头数达到65.2万头只,同比增长20.5%。同时,通过大力引进、培育、扶持,形成了肉、禽、面粉、油脂、亚麻、乳品等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林区注重采伐原木、农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
    三是着力培育新型第三产业。近年来,投资2100万元完成了以牙一中为龙头的非义务阶段教育园区一期工程建设,保持了高中阶段教育在呼伦贝尔市的领先地位,并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总医院和牙克石市医院的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实施电子医疗网络建设,医疗产业发展步入呼伦贝尔市前列;投资5000余万元建成国内雪期最长、内蒙古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滑雪场,冬季冰雪旅游率先在呼伦贝尔破题,并成功举办了四届呼伦贝尔?中国开雪节和两届全国青少年越野滑雪锦标赛,提高了冰雪旅游的知名度。以此为龙头,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全力打造以生态、风光和红色旅游为主覆盖全市的大旅游格局。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运行质量和综合发展能力明显提升,2007年对财政贡献率达到71%。
  • 关注民生,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 牙克石市境内驻有农垦、铁路、林业等大中型企业,并形成了服务于这些企业庞大的商贸、粮食等系统,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大批企业关、停、并、转,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因此,要实现经济转型的“软着陆”,就必须确保社会稳定。
    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克服经济转型时期地方财政状况紧张等困难,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近年来完成了17个粮食购销企业撤并改制工作,1749名职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使制约牙克石市多年的粮食系统改革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积极推进境内国有农场、铁路和呼伦贝尔市属三个林业局企业办社会移交工作,全面接收了三个系统22所学校1214名教职工,接收铁路系统4个医疗单位601名职工,极大地卸载了企业办社会负担,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努力。同时,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市属企业改革,通过破产、兼并、重组以及股权转让等方式,转变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使企业重新焕发了活力。
    二是注重研究解决影响稳定和制约长远发展问题。为充分认识并切实解决牙克石市作为典型的林木资源型城市历史遗留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加速推进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2004年该市提出解决制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三林”问题(即林业、林区、林企职工问题),并对“三林”问题和资源状况、深层次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调研,为牙克石市乃至国家进行林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2005年,针对林区开发历史形成的农民身份界定、土地经营管理和土地权属特殊的农村问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实施农业公司化运作为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思路和措施,为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机制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平稳实现林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牙克石市面临着国家深化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速、内蒙古加快东部区发展、沿海能源重化工业向中西部转移等重大历史重大综合机遇及诸多优势,他们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打造中国“森工之都、冰雪之乡”城市品牌,在发展绿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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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气污染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文/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郭新彪
  • 大气污染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重要环境问题。以我国为例,2005年监测的522个城市中,有39.7%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不到我国空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96)二级水平的要求。而且,我国现行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许多限值与WHO最新建议的指南值还有很大的差距。
  • 大气污染物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短期影响:美国国家空气污染与死亡率和发病率关系研究计划对美国20个城市近5000万人的资料分析显示,人群死亡率与死亡前日颗粒物浓度相关。PMl0每升高10ug/m3,可引起总死亡率和心肺疾病死亡率分别上升0.21%和0.31%。欧洲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计划对欧洲29个城市4300万人资料的分析后发现,PMIO每升高10ug/m3,每日总死亡率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分别增加0.60%和0.69%。其他研究也表明,大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住院率和急诊率增高以及疾病恶化等有密切关系。我国北京、太原和上海等地的研究也显示,大气污染,特别是颗粒物污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有关。
    长期影响:对美国哈佛等六个城市进行的队列研究首次提出,大气污染的长期暴露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有关。对美国50个州暴露大气污染16年的近50万成年人的死亡数据分析后发现,在控制饮食、污染物联合作用等混杂因素后,PM2.5年平均浓度每增高10ug/m,,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6%。对美国36个大城市地区的65893名绝经后妇女平均6年的追踪研究表明,大气PM2.5浓度每增高10pg/m,,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24%(95%CI:9%~41%),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350/%(95%CI:8%~68%),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增加760%,(95%cI:25%~147%)。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该研究结果提示女性对大气污染引起的心血管系统效应更为敏感。此外,大气污染的长期暴露还与心律不齐、心衰、心跳骤停的风险升高有关。我国沈阳、本溪等地的调查也表明,大气颗粒物的长期暴露与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增加有关。
    目前,大气污染物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机制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就目前研究发现,大气颗粒物可能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有:1.干扰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2.颗粒物本身或其某些组分直接进入循环系统诱发血栓的形成;3.刺激呼吸道产生炎症并释放细胞因子,后者通过引起血管损伤,导致血栓形成等机制对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
  • 大气污染物致使人类死亡率增高
  • 发达国家针对大气污染物对健康影响的阈值一一颗粒物进行了研究。如对美国哈佛六城市研究以及美国癌症学会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大气PM2.5浓度在9~11ug/m3时仍能观察到其对健康的影响。据估计,美国和西欧大气PM2.5的本底水平在3~5g/m,之间,非常接近上述观察到健康效应的大气浓度。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欧洲和美国多个城市大气污染与健康效应关系的数据解析表明,大气PMl0浓度每升高10ug/m3,人群总死亡率增加0.62%~0.46%。对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研究结果进行的meta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人群总死亡率增加在0.49%~0.50%之间。可以看出,大气污染造成的人类死亡率在上升,并且所致的健康风险在各国人群之间的差别不明显。
    发达国家还针对大气污染物对健康影响的阀值——二氧化硫进行了研究。大气SO2,对人群健康影响的阈值目前也没有观察到。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平均浓度为5g/m,时,仍可观察到大气SO:浓度升高与人群日死亡率增加的相关关系。对英国伦敦和我国香港的一项比较研究也表明,大气SO2,的日平均浓度在5~40ug/m,之间也可以观察到其与人群心血管疾病住院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与本底水平<70pg/m,)相比,大气O3的8h平均浓度升高至100ug/m,可使人群死亡率增加1%~2%。与颗粒物和SO2,一样,迄今为止的研究也未能观察到O3,对人群健康影响的阈值。
  • 尾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动车数量每年以12.24%的速度递增。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44亿辆,其中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00万辆。
    荷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距公路100m以内学校,学生中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支气管炎和鼻炎等呼吸道症状的比例显著增加,与交通车辆流量和学校附近可吸人颗粒物浓度呈正相关关系。同样在荷兰进行的出生队列研究发现,交通污染与婴幼儿出生后2年内发生喘鸣、哮喘的相对危险度增加有关。
    在对北京市近6000名儿童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与大气污染关系的研究发现,污染严重地区儿童的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和症状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大气质量较好的对照区。居室附近有交通干道的儿童中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和症状的发生率高于居室附近没有交通干道的儿童。
    除了上述短期影响外,交通污染的长期暴露也可增加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住宅周围的交通流量大或居住在交通干线附近均可增加患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
  • 环境健康教育意义深远
  • 我国环境与健康工作已开始10余年,《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是继2004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首届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环境健康高层会议”提出后,直到2007年¨月才正式启动。从起草到启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动计划》涉及到国家18个部委局办,规模宏大。然而,与之相应的环境健康宣传教育却显得非常落后。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要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水、空气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健康。国家启动《行动计划》就是要研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同时要加强实际教育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让老百姓防患于未然。通过宣传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可以让群众知道大气污染会对人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可以让群众知道汽车尾气会对人的呼吸系统以及心血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可以让群众知道受污染的水会对心脏、血液等人的机体造成哪些损害:可以让群众知道油漆等具有放射性物质对儿童健康成长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根据《行动计划》中关于加强环境与健康宣传和交流的要求,本刊将继续做好环境与健康宣传工作,为推进《行动计划》工作顺利开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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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敦煌:文化瑰宝亟待环境保护
  • 文/敦煌市环境保护局 谢建平 李发忠
  •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青、新三省交汇处,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党河是境内唯一的河流,发源于祁连山余脉的冰川,全长390公里,年均径流量2.9亿立方米。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被称为“文化瑰宝”的莫高窟,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盛誉,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一、敦煌生态环境现状堪忧
    敦煌地处库姆塔格大沙漠东部边缘,四周被戈壁荒漠包围,沙漠面积占全市面积的74%,降雨稀少,蒸发量大,属极端干旱区,自然生态十分脆弱。历史上的敦煌也曾水草丰茂,但随着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敦煌的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沙漠绿洲”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1、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敦煌年均降水量39.9毫米,蒸发量2480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62倍。目前全市实际缺水8523万m3,已远远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并且随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状况还将进一步加剧。
    2、“绿色屏障”逐步退化。据敦煌市林业部门统计,建国初期,敦煌东湖、西湖、北湖及南山一带有天然林219万亩,草场135万亩,湿地375万亩,是敦煌绿洲的“绿色屏障”。而目前,全市仅存天然林130多万亩,减少了40%;草场31万亩,减少了77%;湿地270万亩,减少了28%。
    3、土地沙化和盐渍化加剧。受地表水径流量及地下水溢出量逐年减少的影响,敦煌地区土壤含水量锐减,植被退化,原有的10000余亩咸水湖和1000余亩淡水湖80%已不复存在。自1994年以来,敦煌绿洲区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20多万亩,平均每年按近2万亩的速度增加。
    4、生物多样性降低。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减少,据资料记载,敦煌原有的猴、豹、熊、鹿、野马、野猪、麝和虎等8种野生动物现已绝迹,野骆驼的数量也急剧减少,濒临灭绝,在湾腰墩一带仅存40余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鹳、黑鹳现已明显减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已由60年代的每平方公里1—3只减少到现在的0.1—0.5只。同时,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逐年加剧,给林业建设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5、自然灾害不断加剧。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趋于频繁,年平均出现8级以上大风达15至20次之多,累积日数为15.4天,且多集中于作物幼苗生长的3—5月,特别是大风及沙尘暴的强度在不断增大。1996年5月29日—30日的大风、强沙尘暴天气持续10小时40分,沙尘暴持续7小时40分,最大风速27米/秒,最小能见度小于100米,造成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00多万元。就在去年3月31日,敦煌再次出现了最大风力9级、最小能见度200米的强沙尘暴天气,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925.9万元。自然灾害给全市工农业生产及城乡居民生活均造成了严重影响。
    6、文物保护和自然景观的存续受到严重威胁。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众多文物遗址的损毁程度日益加剧,大量的田野文物因自然灾害侵蚀面临严重威胁,特别是莫高窟受风沙侵袭,塑像和壁画病害日趋严重。来自鸣沙山方向的风沙对崖面露天壁画产生的撞击、磨蚀,已经导致了壁画褪色、变色,还使不少窟区、窟顶遗址残败不堪,相当数量的窟顶被剥蚀,甚至会引起崖体的坍塌,人类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续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影响,沙漠奇观月牙泉正面临枯竭的危险。根据历年水文实测数据显示,从1960年至1980年间月牙泉水位急剧下降,最大水深下降至2.5米,平均每年下降0.33米,水域面积缩小到了9.8亩。1980年至1999年,最大水深下降到1.49米,经1986年和1998年两次掏泉清淤和近年来的回灌渗漏补水,目前,水域面积仅为7.8亩,平均水深1米左右。同时,鸣沙山南麓沙山正在向月牙泉边逐渐推进,如不得到有效治理,月牙泉在自身干涸的同时,将面临被掩埋的危险。
  • 二、敦煌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综合分析目前敦煌生态环境的现状,影响敦煌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是水资源的平衡与利用。由于水资源本身不足,加之用水量增大,补给量不足,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上游截流开发,造成地表水相继断流。据地质勘测和专家分析,维系敦煌绿洲的地表水资源主要有发源于祁连山冰川的党河,及发源于祁连山西段托来南山和疏勒南山之间的疏勒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安西双塔水库、玉门昌马水库相继建成,党河流域地区移民和新开耕地大量增加,还有肃北、阿克塞两个牧业县草场面积的不断扩大,用水量也大幅度增长,由于人口、耕地的增加和草场面积的不断扩大,致使党河流域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1974年敦煌党河水库建成蓄水,随着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党河下游断流。疏勒河与党河断流后,直接造成敦煌北部、西部没有了地表径流,绿洲区外围湿地萎缩,生态逐渐恶化。
    2、地下水排补失衡,地下水位急剧下降。随着党河、疏勒河下游的相继断流,以及党河渠系水利用率不断提高,地表水渗漏减少,地下水的补给严重不足。同时,为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全市每年都提取地下水8523万m3左右。据观测,敦煌地区地下水位从1975年—2001年共计下降了10.77米,目前仍以每年0.24米的速度急剧下降。
    3、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低下
    敦煌是传统的农业县市,农业用水达到社会总用水的85.37%。加之棉花仍是全市的主要经济作物,节水高效作物推广步伐还比较缓慢,造成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低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三、近年来敦煌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所做的工作
    自上世纪80年代月牙泉水位急剧下降开始,以水为焦点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引起敦煌市历届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31日,温家宝总理在一份内部文件上做出关于“敦煌的生态保护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进行”的批示后,敦煌市按照温总理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加快敦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了扎实有效的工作:
    1、组织宣传并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力度逐步加大。一是加强了组织领导,健全了领导机构。强化了对敦煌辖区内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统筹安排。二是加强了媒体宣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通过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政协报》、《甘肃日报》等重要媒体合作,广泛宣传敦煌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各界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关注。
    2、开源节流并举,节水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多年来,敦煌市一直坚持把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促进敦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来抓。一是靠强化政策措施引导节水。同时,严格落实各项节水措施,对农村水源井征收水资源费,对城市居民用水实行分类定额梯次水价制度,基本杜绝了乱打井、乱开荒、无序移民的行为。二是靠引进节水技术促进节水。在农业节水上,近年来,敦煌市示范推广滴灌节水技术面积达到2万亩。在城市节水上,积极引进推广节水器具,关闭了54眼城市自备水源井。在工业节水上,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了节水工艺改造,有效地降低了水资源的消耗,提高了利用率。
    3、预防治理并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减缓。一是实施了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该工程总投资3350万元,于2002年3月由甘肃省计委批准立项,设计地表水日回灌量28800立方米,地下水日回灌量7000立方米。二是加快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造林绿化步伐。全市封沙(滩)育林(草),人工治沙造林,改建和营造周边防护林带,建成了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湖省级湿地及候鸟自然保护区和南泉东湖市级自然保护区,新增天然林成林面积10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14%,同时,实施了木材市场规范管理、科学控制采伐限额、加大重点风沙口治理、加强天然林封育管护等“十项”具体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
  • 四、进一步改善敦煌生态环境的长远措施及对策
    是影响敦煌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加强敦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节水。为此,敦煌市委、市政府将按照温总理关于“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指示精神,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强化措施“节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一要靠健全管理机制强制节水。加快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将城市供水、防洪、排污、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中水回用等涉水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形成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水质的“五统一”管理模式。二要靠调整产业结构拉动节水。按照以水定结构、以水定规模、以水定发展的思路,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发展速度及规模,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优化水资源配置,采取断然之举,大力发展优质林果、日光温室、垄作沟灌瓜菜等节水、低耗、高效农业,压缩以棉花为主的低效益、高耗水农业作物。三要靠推广节水技术促进节水。
    2、积极争取“引水”,努力实现跨区域调水。“引哈济党”工程是从根本上解决敦煌市资源性缺水问题,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敦煌县政府就提出了“引哈济党”工程的初步设想,目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工程环境评价大纲已通过国家环保总局评审,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调水量等5个专题报告已通过省级评审,《甘肃省引哈济党跨流域调水水资源配置任务书》已得到水利部批复,项目已列入全省“十一五”规划,目前已上报省发改委和省水利厅。下一步,要全力以赴争取“引哈济党”工程早日列入国家水利工程建设计划,并付诸实施,给干渴的敦煌绿洲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创新思路“增水”,实施人工增雨工程。据气象资料分析,党河流域每年平均可降雨的天气过程在40次左右,而实际降雨仅10次左右,年均降水量不足40毫米,人工影响天气的机会在30次左右。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建立专项资金和专门的工作队伍,靠增加降水来缓解水资源缺乏的矛盾。
    4、标本兼治“渗水”,遏制地下水位下降趋势。一要积极争取协调有关部门每年从疏勒河向敦煌境内放一定量的生态用水,同时,通过敦煌西北部渗漏的地下水来顶托提升敦煌绿洲区的地下水位,减缓地下水位下降的趋势。二要加快实施月牙泉水位下降治理工程,通过综合治理,确保月牙泉水位稳步回升。三要实施党河古河道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
    5、科学统筹“养水”,保护好生态“绿色屏障”。要切实加大防护林建设和天然林保护力度,维护好敦煌生态环境的“绿色屏障”。首先,多方投入,切实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同时,坚持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多形式加快林业建设。其次,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好宝贵的森林资源。重点是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封滩育林等工程项目,进一步加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力度,切实提高管护水平。
    6、要严格依法“治水”,努力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长效机制。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二要依法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敦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加大生态环境的执法力度,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打击。三要建立起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责任、审计、考核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的责任,建立生态保护与建设目标责任制度,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 五、目前的困难和问题
    在敦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急需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和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生态建设资金短缺。根据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要求,敦煌市节水型社会建设预计总投资6.59亿元,其中,实施农业、生态环境、城市等18项节水工程,共需投资6.43亿元。同时,关系敦煌生存与发展的“引哈济党”工程概算总投资10.93亿元。由于敦煌市财力十分有限,2006年财政收入仅1.41亿元,实施这些工程靠敦煌市不可能完成,只有靠国家和省市各级的全力支持,才能付诸实施。
    2、区域生态环境须综合治理。敦煌地域内地表水全为入境客水,水资源的利用受上游用水规模和水质的限制和影响,仅敦煌加强区域水资源保护,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加强疏勒河和党河源头水资源和全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对于敦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至关重要。同时,党河、疏勒河流域及周边县市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是一个闭合的整体,敦煌的生态环境与全流域及周边县市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保护与建设好敦煌的生态环境,维护莫高窟、月牙泉的存续,需要全流域和周边县市的协调统一行动,更需要上级党委、政府的协调支持。
    3、重大项目亟需尽快立项实施。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实践中切实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过程,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需要一些重大项目作支撑,如“引哈济党”工程、甘肃敦煌生态功能保护区、甘肃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月牙泉综合治理、“三北”防护林四期、“引党供水”等一系列生态工程项目需要上级的支持和帮助。当前最为紧迫和最重要的是恳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引哈济党”工程对敦煌生态环境及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沙漠奇观月牙泉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大支持力度,力争早日将“引哈济党”工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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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治土壤污染 亟须修改相关法律
    文/中国环境观察记者 张 弘
  •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壤污染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既是党和人民赋予环保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贯彻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总体思路的一项实际行动。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和保障农产品安全为目的,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监测为基础,以控制生产和生活污染源为重点,以依法监督管理为手段,加强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保障土壤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
  • 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
  • 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些地区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一是土壤污染程度加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二是土壤污染危害巨大。据估算,全国每年受到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将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三是土壤污染防治基础薄弱。目前,全国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和程度不清,导致防治措施缺乏针对性。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还是空白,土壤环境标准体系也未形成。资金投入有限,土壤科学研究难以深入进行。有相当部分的干部群众和企业界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识,土壤污染日趋严重。
    记者了解到,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由原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包括8个专题,总经费预算约为10亿元。计划用3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4月到今年6月的准备阶段,主要任务包括调查方案的拟定与论证,制定调查技术规范,落实调查经费等。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7月到2007年底的实施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调查工作的野外采样和室内的数据分析工作。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的总结阶段,主要任务是编制调查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全面总结和集成调查成果。
  •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
  •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希昆认为,尽管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并没有关于土壤污染的专项立法,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些规定大多散落在各个部门法中。
    《环境保护法》。该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
    《农业法》。该法第58条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
    《土地管理法》。该法第3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该法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①第十九条:国家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②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地力与施肥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农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以及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并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③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④第二十五条: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提供的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该标准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而制定的,它只是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分类和标准分级以及土壤监测的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
  • 相关法规存在的主要问题
  • 李希昆教授说: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因为没有专项立法,因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并且已有的法律规定多数是针对耕地资源的保护,而对于城市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的污染还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可操作性差。我国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多采用概括性的语言,例如“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地”、“保护和提高地力”等等,这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保护土壤,而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对被污染的土壤如何进行改良并未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
    质量标准严重滞后。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过分强调统一,不能适应我国土壤多样化的特点。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该文件中的一些标准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实际。例如该标准中有机污染物种类规定得太少,仅有“六六六”和DDT两种。事实上,这两种农药于1983年已停产,对土地危害程度越来越小,而其它新型的污染物没有列入,后续也没补充。
    管理体制混乱。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农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地矿部门都管一点,又都管不全。如农业用地就由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管理。这种状况容易出现多个管理主体互相推诿、扯皮或者争相管理的现象,不能对防治土壤污染起到积极的作用。
    法律责任不健全。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主体,也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致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地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
  • 亟须制定并完善的相关法律
  • 专家建议,完善相关法规,主要是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专项立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已经制定了防治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的法律,但是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基本上还是空白,现行法律中一些零星的规定,都是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可操作性。法制的不健全已经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颈。因此建议应该加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通过立法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予以修改并加以完善。它只是单一地规定了土壤等级分类,未对土壤污染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应该对土壤污染的标准具体化,例如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这样就容易界定被污染土地的情况,也有利于追究污染者的责任。
    建立长期有效的土壤质量监测机制。及时的土壤质量监测可以了解土壤污染的程度,为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提供科学的依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会同其他部门定期地对土壤质量进行监测,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的进一步扩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的利用者应该予以配合,不应拒绝、回避、妨碍调查测定或样品的采集;同时,调查结果环保部门应该予以公布或者建立相关的档案并且允许公众查阅,使公众及时了解土壤污染的状况。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行政管理体制。专家建议,我国对土壤污染防治应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与部门分工负责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的领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职责范围对农用地土壤环境进行调查、监测,防治农用地土壤污染;各级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对非农用地,尤其是工矿企业所在地的土壤环境进行调查、监测,负责复垦土地和新开垦耕地的污染防治和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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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环保部发布2008年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建议取消39种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以绿色贸易
    推动产业调整 保护公众健康
    文/黎响
  •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近日向新闻界通报了环保总局2008年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简称“双高”产品名录),共涉及6个行业的141种“双高”产品。针对名录中目前还享有出口退税的农药、涂料、电池及有机砷类39种产品,环保部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提出了取消其出口退税的建议,同时还向商务、海关等部门提出了禁止其加工贸易的建议。潘岳表示,作为绿色贸易政策的基础内容之一,制定该名录,不仅是限制“双高”产业和保护公众健康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履行国际环保义务的实际行动。
    潘岳介绍,“高污染”产品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难以治理的产品;“高环境风险”产品是指在生产、运贮过程中易发生污染事故、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产品。列入此次名录的141种产品中,“高污染”产品16种,“高环境风险”产品63种,既是“高污染”又是“高环境风险”的产品62种。总目中,农药类涉及DDT等24种产品、无机盐类涉及氰化钠等25种产品、电池类涉及镉镍电池等8种产品、涂料类涉及氧化铅等21种产品、染料类涉及酸性红等43种产品、有机砷类涉及苯胂酸等20种产品。
    潘岳说,制定“双高”产品名录,是环保部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不仅有利于通过环保优化经济增长,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且有利于通过控制“双高”产品的生产使用,更好地保护公共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
    潘岳说,“高污染”产品的生产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由于这些产品的价格、税收政策没有真实反映其环境成本,企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获得的。据专家测算,“双高”产品生产过程所排污染物的正常治理成本,一般占生产总成本的10-30%,有些产品生产过程所排污染物更是难以治理。
    例如重铬酸钠产品,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是采用落后的有钙焙烧工艺生产,产生的铬渣中所含“铬酸钙”,是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公认的强致癌物。目前,我国不仅遗留了400万吨铬渣没有处理,而且每年还新产生至少50万吨,对公共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国家不得不为此投入巨资进行治理,偿还历史欠帐。为了避免再欠此类污染新帐,国家应当严格限制这些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并取消其出口退税。
    潘岳说,“高环境风险”产品由于在生产和使用中对人体健康存在巨大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如镉镍电池含有大量镉,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慢性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进而引起相关人群的肺障碍病症和肾功能严重损害。即使只是微量的镉,如果长期摄入,也会引起骨骼病变并带来剧痛,日本统称“痛痛病”。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受镉污染,引起成千上万的居民遭受“痛痛病”之苦,成为全球著名的污染公害事件。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发生过镉中毒和职工体内镉超标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再如,含有砷(俗称“砒霜”)的有机试剂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其应用十分普遍。由于生物链的作用,动物排泄的含砷废物在土壤中大量蓄积,并转化为毒性更强的无机砷化合物。它不仅严重污染土壤和水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还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失调,直接导致大脑和视神经萎缩的发病率升高,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特别重大。
    潘岳特别强调,我国近年来相继批准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关于化学品环境监管的国际公约。此次提出取消农药、涂料、电池及有机砷类39种产品出口退税和禁止其加工贸易的建议,不仅是对我国自己的环境和公众健康负责,也是履行环保国际义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要行动。通过限制部分“双高”产品出口,改善出口结构,既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为呵护人类共同家园做出贡献。
    潘岳还指出,WTO追求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协调和促进,追求可持续发展。WTO法律框架内的各主要法律文件大都明确规定,各国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用以对国际贸易实施必要限制。因此,环保总局提出的“双高”产品名录和相关贸易措施方面的政策建议,不仅具有鲜明的“绿色贸易”特征,而且也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
    据介绍,“双高”产品名录的制定工作始于2006年下半年。为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国务院于2006年12月底,明确要求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名录,建立控制双高产品出口的政策体系。
    根据这一部署,环保总局于2007年组织行业协会、地方环保部门,从环境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出发,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排污染物的毒性和治理难度,结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行业技术水平以及我国加入的环境公约等因素,对产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筛选,在与有关部委、行业协会充分协商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次发布的“双高”产品名录。
    潘岳表示,环保部还将建立“双高”产品名录动态管理数据库,随时补充新的产品和信息,并及时向国内国际公开。他表示相信,这个名录的发布,将为绿色贸易、绿色税收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具体的可操作对象,环保部门将一如既往地主动配合有关经济主管部门,为尽快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而共同奋斗。
    《名录》所列“双高”产品名单141种、建议取消出口退税的39种产品名单请见环境保护部新闻网(网址:http://www.zhb.gov.cn/)或登陆:www.zhb.gov.cn/xcjy/zw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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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保部公布绿色信贷阶段进展
    潘岳副部长表示绿色信贷仍面临着诸多困难
  •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近日向新闻界通报绿色信贷第一阶段的进展。他表示,经过半年的推进,绿色信贷取得了阶段性、局部性成果,但与预期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大面积推进还面临着不少制度性和技术性的困难。环保部希望能够和各金融部门继续通力合作,为建立成熟的绿色信贷机制而努力。
    潘岳说,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全面进入到我国污染减排的主战场。政策发布后,得到了大部分地区金融系统和环保部门的回应。其中,江苏、浙江、河南、黑龙江、陕西、山西、青海、深圳、宁波、沈阳、西安等20多个省市的环保部门与所在地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出台了有关绿色信贷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细则。
    潘岳说,“绿色信贷”出台后第一批遭遇信贷限制的是部分被国家环保总局流域限批的环境违规企业。中国银监会7月向各商业银行转发了因未履行环评审批手续、不执行“三同时”、超标排污、使用淘汰类生产工艺等环境违法行为被国家环保总局处罚的38家违法企业名单和流域限批的地方及相关企业名单,有12家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受到了当地金融机构的限制。如安徽省蚌埠九采罗化工有限公司、蚌埠海川化工有限公司、黑龙江大庆春江有限公司、山西省襄汾县星源集团焦化有限公司、山西新绛县双人药业有限公司、山西晋韵钢铁有限公司、兰州九州乳液有限公司的贷款业务被停止;安徽运漕酒厂、铜陵铜官山化工有限公司不仅被停止了新的贷款,还被收回先前的贷款。
    潘岳说,一些省份的金融机构积极支持环境执法,对国家环保总局处罚的企业采取了严格的停贷限贷措施,值得赞赏。如山西省金融机构停止了对襄汾县星源集团焦化有限公司、山西新绛县双人药业有限公司、山西丰喜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猗分公司、山西晋韵钢铁有限公司4家企业的贷款,共计6170万元;四川攀枝花商业银行减少对川投化工公司黄磷厂、四川省卓越投资有限公司、鼎金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3家企业的授信额度达4.4亿元,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停止对这3家企业的贷款达3亿元。安徽省金融机构对运漕酒厂、铜陵铜官山化工有限公司停止了贷款,还分别收回其已发放贷款1250万元和500万元。
    此外,部分地区政府也推动了绿色信贷的实施。2007年,江苏省江阴市对污染严重企业否决申请贷款超过10亿元,并收回已向这些企业发放的银行贷款超过2亿元。浙江省湖州市对该市重点污染企业进行排查,共涉及银行贷款15.7亿元,由贷款银行督促其限期整改实现达标排放,否则收回贷款;其中有35家企业因环保不达标退出贷款行列,涉及贷款金额2.14亿余元。广东省银行系统(除深圳以外)根据环保系统提供的环保违法信息,向7家企业限贷4亿元。深圳特区进行了对污染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双约束”,不仅对深圳统信电子有限公司等5家环保违法企业停止了1.377亿的贷款申请;金融监管机构还对向环保违法企业发放贷款的两家银行进行了处罚。
    潘岳表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是绿色信贷政策得以启动推行的重要因素。继联合发布绿色信贷后,银监会相继于7月和11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和《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配合环保部门,认真执行国家控制“两高”项目的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并根据借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大小,按ABC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商业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于去年9月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信贷的“环保一票否决制”,对不符合环保政策的项目不发放贷款,对列入“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地区的企业和项目,在解限前暂停一切形式的信贷支持等要求。工商银行系统对法人客户进行了“环保信息标识”,初步形成了客户环保风险数据库。工行现有贷款余额的近6万户法人客户中,已有约4.7万户录入了环保信息标识。
    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向“两高”行业贷款,另一方面建立了“节能减排专项贷款”,着重支持水污染治理工程、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工程等八个方面,环保贷款发放额年均增长35.6%。到2007年底,国家开发银行的15家分行已经支持的环保项目贷款达300亿元,其中江苏分行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在无锡等地计划安排太湖污染治理投资45亿元。
    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提供了3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供商业银行据此采取停贷或限贷措施。据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透露,由于违法排污、建设项目未通过环评审批等原因,还有一些企业受到信贷限制。
    然而,潘岳强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绿色信贷目前只是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的成果,与预期的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主要原因是还有一些省份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实行实质性的绿色信贷政策;即使实行了,也只停留在表面阶段。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绿色信贷只是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全局性的艰苦努力。
    潘岳指出,除了体制原因,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进还存在四个技术难题:一是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二是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性有待完善。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发布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够,不能适应银行审查信贷申请的具体需要,影响绿色信贷执行效果;同时,商业银行还不能提供使用环境信息的反馈情况,没有真正做到数据共享;商业银行缺乏绿色信贷的专门人员、机构及制度,信贷工作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了解不足,制约了绿色信贷深入。三是“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商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降低了 “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四是缺少推进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对于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缺少鼓励性经济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银行业支持环保项目。
    潘岳表示,环保总局将从三个方面来应对这些问题:
    一是进一步完善环保与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环保总局已经与银监会签订两部门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首次建立国家环保部门与宏观经济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我们强烈希望地方各级环保和金融部门也尽快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信息沟通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平台等方式,规范信息通报格式,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环保培训。
    二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指导。充分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保信贷准则——国际金融公司提出的“赤道原则”及其主要行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污染行业信贷指南,既引导银行投资环境友好的产业和项目,又限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项目的信贷。要研究划分企业环境违法和环境风险等级,更好地为银行评贷审贷提供支持。
    三是加快环境经济政策制定,与环保信贷政策形成合力。按照建立科学发展的机制要求,继续加快研究环境税、生态补偿、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创造绿色信贷“生根发芽”的政策环境,以经济利益杠杆调节企业环境行为,遏制我国经济增长过高的环境代价,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潘岳说,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支撑。一套成熟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安排;绿色信贷政策则是建立这个体系迈出的第一步。它走的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其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进而直接影响整个体系建立的速度和质量。绿色信贷遭遇到的障碍,说明了改变现行格局和规则的困难,给政策推行者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环保总局将秉持一贯的坚定立场,与金融部门继续通力合作,为建立一套真正得以落实的绿色信贷体系竭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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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滇池农业生产清洁又赚钱
    文/李志强 中国环境观察特约记者 李强
  • “去年我赔了6000多块!”说这话的是芦柴湾村旁边开农药店的老板陆文珍,“前两年生意还可以,至少不会贴钱进去,去年开始就不行了,农药很不好卖。”
    这个一直以来可以服务周边300多亩田地的农药店2007年首次出现了亏损。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实地采访。
  • 清洁生产减少农药使用量
  • 陆文珍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芦柴湾村总共有耕地312亩,其中,标准化钢架大棚就有100亩,加上村民自己用竹子建的70多亩“土大棚”,村里一半以上的耕地就不需要她的杀虫农药了。
    “我的大棚收入比药店要高,我不种番茄,虽然说番茄价格高,但是它药水用的多,成本高。算下来像这种荠菜用的药水少,我栽的这些荠菜20来天就卖了,虽然忙一点,它肥料要的少,药水也用一小点,算下来还是种荠菜划算。”去年,她家的蔬菜大棚给她带了一万七千多元的净收入。现在,陆文珍已经不去照料她的农药店了,“我们家有三个棚,就我们两口子照顾这些地,都照顾不过来。”
    陆文珍所说的大棚是昆明西山区在芦柴湾村进行的清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通过减少农业生产对农药和化肥的依赖,来减轻农业生产对滇池面源污染的压力。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西山区农业局在芦柴湾的100亩示范大棚使用了物理灭虫法。给每个大棚的入口附近安装灭虫灯,利用蚊虫对一定波长的光特别敏感的特点,蚊虫就会主动飞向灭虫灯,从而被一定的电压击杀。这样,杀虫就不再依赖农药了。这种物理的杀虫方法所需要的成本和一盏路灯是等值的。
    同样利用蚊虫的趋光性,还制作了有色粘板,只要在黄色和蓝色的小板上涂抹上胶水,虫子就会被沾在上面无法逃生。
    在蚊虫大量繁殖的季节,采用性诱剂。“这种方法是通过一定的气味,诱使繁殖期的虫子进入到瓶子里面来,从而达到捕杀的目的。”据西山区农村能源站的贾高鸿站长介绍说,“这种气味对于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也不会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
    通过这几种物理灭虫的方法,农民使用农药的频率由原来的每茬5-6次降到目前的1-2次,大大减少了蔬菜生产对化学农药的依赖。
    “采用这种方法,一年下来能减少50%的农药使用量。”贾站长欣喜地告诉记者。
  • 循环农业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 据贾站长介绍,这里的每个蔬菜大棚都具有资源回收的作用。比如,夏天的雨水会通过大棚两侧的水渠回收到大棚的水池里,作物需要浇灌的时候,就通过水泵把水泵到大棚里的管道中,对作物进行“一对一”的浇灌。
    在大棚入口处还设有堆沤池,废弃秸秆可以在这里发酵成有机肥料再重新回到田里。这样就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
    芦柴湾不仅尽量使用有机肥料,而且还采用了“平衡施肥法”。据西山区农业局副局长马忠义介绍,“这种平衡施肥法是在每30到50亩的耕地地上取样,进行土壤分析,根据分析的结果来判断这块耕地基本状况,然后在根据农民的在这块土地上的耕种作物的营养需要来看,农作物到底是缺少什么样的有机肥料,再来配制有机肥料,这种施肥方法的针对性很强,不会对土壤带来负面危害。”
    “原来我们的农民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持,不管农作物到底缺什么营养成分,反正我就是这些化肥,撒进去了肯定会长。”农业局马副局长介绍说,“采用新方法就避免了土壤的富营养化。”
    西山区在芦柴湾村所进行的试点,可以减少40%的化肥使用量,减少50%的农药使用,农民的生产成本也下降了40%-50%
  • 书记的环保经、区长的市场账
  • “国家非常重视滇池的保护与治理,九五、十五、十一五,连续三个五年计划,国务院都把滇池治理列为重点环保项目,在云南省也是唯一一个在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都列入重点环保的一个项目,足以说明从国家到市对滇池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而且滇池对于昆明人来讲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湖。因此,沿滇池的所有工作都要以滇池的保护和治理为重。”昆明市西山区区委书记熊晶向记者介绍,“西山区在滇池周边的1.5万亩耕地必须要走清洁生态循环农业的路子,要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培养龙头企业,培育中间服务市场,促进农业新发展,提高保护滇池的水平。”
    西山区是昆明四个主城区中与滇池最为“亲密接触”的一个区,整个滇池的西岸线几乎都属于西山区的辖区范围。因此,西山区的发展与滇池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保护滇池方面,西山区的环保意识显得格外的强烈。
    “实际上整个西山区的发展在滇池西岸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是发展第三产业,不可能发展第二产业,但是没有第一产业的第三产业我认为是不全面和不完美的 。第一产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和滇池治理结合起来。”西山区区长蔡德生告诉记者,“我们在芦柴湾村做的试点已经证明,这种清洁生态循环农业不仅具有保护滇池的生态价值,而且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素质有很大的实际作用”
    西山区在滇池边上的1.5万亩耕地,可以发挥出一定的市场效应。在芦柴湾村进行试点的同时,西山区已经在做更大的市场准备了。
    “我们主要是从农业的无公害的角度来看,从三个方面做工作,第一是从生产环境,第二是销售环节的检测和准入,第三个环节是市场的检测。我们要求各个蔬菜销售点都要有检测站,目前已经有 60%—70%建起来了。”西山区主管农业的副区长储汝明介绍说,“我们希望在整个昆明主城的蔬菜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清洁无污染,这样既保证了市民的身体健康,也保护了滇池的水体安全。”
    2008年和2009年将是“芦柴湾方式”在西山区集中推广的两年。通过这一方式的推广,储副区长希望实现在生产环节的蔬菜无公害,土壤无污染,滇池保护上台阶的局面。
    在西山区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在蔬菜的流通环节也衍生出了一些中间服务机构。“我们组织的协会是自愿的,有蔬菜协会、花椒协会、苹果协会,他们是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通过这种协会连通了市场与分散的农户。” 储副区长说。
    “在蔬菜市场终端销售方面,我们已经有70%的蔬菜市场设立了监测站。通过市场准入的方式来推动无公害蔬菜的市场提升。用这种蔬菜的差异化生产导致蔬菜的品质的提升来带动整个蔬菜产业的升级。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也保证了市民吃到更为优质的蔬菜。”
    据西山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份材料显示:在西山区所进行的35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61元。
    目前,西山区在滇池周边有三万多农民。未来,他们将成为新的“芦柴湾村民”。
  • 变化中的芦柴湾村
  • 走进芦柴湾村的时候,很容易觉得这里像个工地。这个只有98户人家的村子里,有16户人家正在新建住房,这些住房的建筑成本平均在20万左右,个别的甚至达到了30万。一个个漂亮的三层房屋矗立在滇池附近,显得格外的阔气。干净的村子里几乎看不到闲散人员。而在芦柴湾的大棚里,我们能看到各种景象:耕地,栽种,摘果,收割……忙碌成了这里的核心词。
    由于采用了大棚生产的方式,蔬菜的生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使得蔬菜的生长周期比露天要缩短了许多。原来露地农业生产平均一年可以生产三茬。现在采用了大棚生产,一年可以生产平均六茬左右。产量自然也随之而翻番。村民们也变得忙碌起来。
    芦柴湾村六组的杨竹仙今年在她的棚里种了西红柿,“不用农药,买粪。药买质保站的,杀虫灯、熏蒸灯、黄板,基本不用农药。省钱,省事”。杨竹仙不仅有西山区补贴兴建的标准钢化大棚2个,自己还出资建了5个大棚。这在芦柴湾村算是蔬菜大户了。去年,她家光西红柿就为她带来了一万多元的收入。“原来供女儿读书都成问题,现在只要行情好,收入还会更高。” 今年,女儿已经从玉溪农大毕业了,并且在昆明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目前,芦柴湾村有100亩清洁循环生产的钢化标准大棚,村民自己做了70多亩“土大棚”,这些土大棚尽管在层高、面宽方面不够尺寸,导致温度、湿度、通风和种植株距等不够科学,使得这些“土大棚”的产量不如标准化大棚高,田间管理也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这些大棚也被村民自发地纳入了“清洁循环生产”的标准中,都采用物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化肥的使用量也减少了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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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绝种危机 全球爆发
    每20分钟消失一物种
  • 据联合国有关报告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已进入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时代。目前,全世界每天都有上百个物种消失。与地球史上前五次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大灭绝所不同的是,人类因其自身的活动,而把其它物种的灭绝速度提高了100倍至1000倍。
  • 据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四十多年后的2050年,地球上1/4到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介绍,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上已有冰岛大海雀、北美旅鸽、南非斑驴、印尼巴厘虎、澳洲袋狼、直隶猕猴、高鼻羚羊、普氏野马、台湾云豹等物种不复存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表明,目前,世界上还有1/4的哺乳动物、120多种鸟类以及3万多种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而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在过去的2亿年中,平均大约每一百年才有90种脊椎动物灭绝,平均每二十七年有一个高等植物灭绝。正是因为人类的干扰,使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高了100倍到1000倍。
    蒋志刚表示,物种是指个体间能相互交配而产生可育后代的自然群体。已经灭绝的物种是指在过去五十年里,在野外没有被肯定地发现的物种。大灭绝不单是一个物种灭绝,而是很多物种在相对比较短的地质历史时期,即几十万年,或者是几百万年里灭绝了。
  • 人类控管世界
  • 蒋志刚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物种灭绝本是自然规律,比如大熊猫种群目前就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但是自从人类出现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人口不断地增加,需要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多,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对自然的干扰越来越厉害。如此这般,大批的森林、草原、河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农田、水库……生物的自然栖息地被人类活动的痕迹割裂得支离破碎。“每一条道路对于动物来说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就连分布在道路两边的蝴蝶种群都产生了隔离,不再像以前那样飞来飞去进行基因交流。更不用说藏羚羊、狮子、老虎等大型动物了。”
  • 物种无地重生
  • 蒋志刚指出,生物总是在不断地进化之中,现在看到的这些生物都是经过漫长年代进化而来的。所以,新物种的产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空间,但是现在到处都在人的管理下,自然环境越来越差,生物失去了自然进化的环境和条件,物种在不断地自然死亡,大量生物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消失,却很难像前五次那样产生新的物种,地球生态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当它损害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体系崩溃。
  • 英伦专家:全球变暖将杀一半物种
  •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在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提高6摄氏度。英国科学家日前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变暖将会导致地球上的动植物大量灭绝。尽管人类可能最终逃过这一劫,但地球上有一半的物种将会消亡。
    英国约克大学和利兹大学的科学家,对过去5.2亿年的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化石记录,首次揭示了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当地球的温度处于“温室”气候阶段时,物种的灭绝率相对较高。相反,在较冷的“冰室”状况下,生物多样性会增加。这一研究显示,目前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全球气温迅速升高,将加速物种灭绝。
  • 历经大灭绝复元需时千万年
  • 据相关资料显示,自六亿年前多细胞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以来,至今已发生了五次物种大灭绝(详见下列表)。专家研究后发现,每次灭绝都造成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物种消失,而经历灭绝危机后的地球,则需要经过一千万年才能恢复元气。
    有关专家介绍,这五次灭绝危机主要是由于地质灾难和气候变化造成的。例如第一次物种大灭绝就是由全球气候变冷造成的,而发生在白垩纪末期的那次,则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崩溃。
  • 前五次物种大灭绝
  • 第一次:发生在距今四点四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约有85%的物种灭绝。
    第二次:发生在距今约三点六五亿年前的泥盆纪后期,海洋生物遭到重创。
    第三次:发生在距今约二点五亿年前二叠纪末期是地球史上最大最严重的一次,估计有96%的物种灭绝,其中90%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
    第四次:发生在距今一点八五亿年前,80%的爬行动物灭绝。
    第五次:发生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垩纪,也是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一次,统治地球达一点六亿年的恐龙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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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总量 减存量 腾容量 削增量 保减量 优变量
    打好污染减排攻坚战
    文/山东省济南市环保局局长 张利
  • 当前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形势喜人,各级领导、各级政府普遍重视以污染减排为重点的环境保护工作,历史性转变迈出了坚实步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可喜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减缓,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一、环境保护工作形势发展喜人
  • 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环保总局成为唯一新进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并升格的部门,赋予新成立的环保部拟订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等职能,此举意味着环境保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真正进入国家的宏观决策。环境保护工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的高度出发,从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关注民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对城市形象负责的态度,积极行动,采取措施,用最大的气力、下最大的功夫做好全市环保工作。同时坚持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立统一高效协调的环境管理体制,积极倡导生态文明,以环境意识提升国民素质,以环境维权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以环境文化丰富精神文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全力推动济南市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道路。
  • 二、当前济南污染减排形势严峻
  • 环境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要求。近年虽然济南市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形势不错,但是当前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十一五”减排目标要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艰巨,难度很大但又必须完成,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全市环境质量改善成果还比较脆弱。可吸入颗粒物仍然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我市湖泊、水库呈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状态,市区部分河道水质仍为劣五类水体,水污染治理工作任务艰巨。
    二是我市污染物排放总量基数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污染排放增加量大。按照省政府规定,考虑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多等因素影响,济南市整个“十一五”期间要完成二氧化硫、COD削减任务分别为4万吨和4.5万吨,远高于省政府规定的1.17万吨和1.07万吨的净减排目标,占2005年排放量的41%和76%,任务十分艰巨,削减难度很大。同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指标,污染物产生量将大幅度增加,直接加大污染减排的难度。
    三是济南市产业结构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能源重工业所占比例已达到79%,受市场需求拉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保持较高增速,这些行业虽然在济南市GDP快速增长中做出很大贡献,但对济南市污染减排工作却带来很大压力。
    四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问题亟待解决。济南市生活污水占全市污水排放总量的79%,所含COD占全市总量的87%,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还在迅速增长,但济南市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污水收集管网、河道截污等四大环境基础工程建设滞后,亟待配套完善。部分污水处理厂由于截污管网等配套设施不健全,导致进水水质不正常、运行负荷过低,还有部分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有的地方污水处理厂未完成改制任务。
    五是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尤其是相应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环境执法人员由于没有行政执法服装缺乏法律威严,出现阻挠甚至打骂环境执法人员的现象,有的违法企业用各种借口拖延执行环保部门做出的处罚,甚至逃避法律责任,严重影响减排各项工作的落实。
    六是环保投入不足。完成小清河干流综合治理、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及管网配套、河道截污整治、重点污染企业搬迁、火电等重点行业烟气脱硫治理等主要减排项目,都需要大量投入,目前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还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政府可用于治污减排的投入与实际资金需求差距很大。部分重点行业减排工作还存在技术困难。
    七是认识不到位。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可持续发展,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问题。部分未完成减排任务的“两高”企业自认经济贡献大,不断提出推迟减排治污工程期限、增加总量指标等不切实际的要求。个别企业环保意识不强,违法排污、超标排污、偷排偷放的现象和“三同时”执行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执法过程中“门难进”的现象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济南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三、突出减排重点 全力搞好攻坚
  •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济南进入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实现新一轮跨越,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我们应该把污染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今年要确保完成二氧化硫削减2.38%、COD削减3.62%的目标,为此,我们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六个机制,通过控总量、减存量、腾容量、削增量、保减量、优变量等六项措施,努力完成污染减排工作目标任务。实现以污染减排促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以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促进生产技术换代升级,以环境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一)完善部门联动机制控总量。一是严格审批受理,抓紧完成5个开发区的区域环评工作,以实施“区域限批”促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二是实行联合审批,加强环保、发改、工商、规划、建设、国土等联办部门的协调沟通,强化联审把关力度。三是建立“多部门大协调”制度,组织环保、水利、市政、建设、林业、农业、金融等部门开展联合监测和执法,做好上市公司日常环境行为审查和企业绿色保险制度落实工作。
    (二)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机制减存量。一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二是突出抓好百户重点企业污染减排。三是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为核发排污许可证提供基础数据。四是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对产业政策明确的限制类、淘汰类高耗水企业实施惩罚性水价。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减少能源消耗的污染物产生量。
    (三)完善重点项目推进机制腾容量。一是加强排污管网、污水处理厂等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继续发挥减排效益。按期完成30个工程减排项目。二是组织实施建筑、消费等领域减排工程,加强报废车辆管理。三是对全市在用机动车推行环保标志,实行环保达标管理和差别化管理,在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同时,腾出环境容量满足更多发展需求。四是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方式,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认真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切实做好北京奥运会的空气质量联动保障工作。
    (四)完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削增量。一是加快推进减排技术进步,对高耗能、高耗水行业和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设立专项资金,积极研发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消化总量,突出抓好钢铁、电力等重点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推行污染集中控制、集中治理,依靠优化增长和集中防治降低排放总量。倡导水循环利用和污水再生利用,加快工业采用地表水和中水回用步伐,采取上大压小并配套脱硫设施。三是加快体系建设,加大污染减排科技自主创新力度,大力发展节约型产品和技术,开发新的好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优势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四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协调建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机制,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功能;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确保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五)完善环保考核机制保减量。突出减排的政府主导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层层签定责任状,把责任落实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一把手,按季调度公布情况,年底严格考核问责。把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评价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和企业一把手业绩的重要内容,作为调整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作为评先树优的先决条件,实行“一票否决”;对完成减排任务好的地方、单位和企业,给予表彰奖励。
    (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优变量。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细节和生活小事做起,深入开展全民减排行动。利用世界环境日,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监控中心开放日等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今后,我们将继续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以行政手段促进污染治理,以法律手段落实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以经济手段调整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的惠益平衡,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不断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努力实现三个历史性转变,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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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河三湖治污未果谁之责
    文/夏青
  • 很少有人能搞明白导致污染不能根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以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治理不成功为例,有谁知道真实原因——究竟是技术不到位,资金不到位,监管不力,还是贪污腐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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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污染源是元凶
  • 中国政府的环境指标一直未能完成,尤以三河、三湖治污目标未实现引人注目。媒体报道的说法颇多,如:“治理投资被贪污了”、“600亿元治淮付之东流”、“47亿元治滇池未见效果”等等,均无根据,也未点中要害,真正的祸首其实是工业污染源!
    水污染治理的重点一直向城市污水,甚至城市垃圾倾斜,后来,又把农业面源(农田径流污染)、河湖内源(清除底泥)也推上审判台。唯有工业点源只在打击反弹、提高稳定达标率时才被涉及。对于工业污染源的重视,就这样被达标排放引开了。
  • 准确污染排放数据是焦点
  • 记得在制定淮河治污规划时,发生过多次 戏剧性的变化。
    比如,流域内的各地区上报COD(即化学需氧量,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多少的一个指标,它的数值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现状数据后,发现小企业占比例大,正准备采取对策,很快新数据就出来了——小企业排放量比例大大变小了,于是这条政策只能落空。再比如,决定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后,现状数据却又一再增大,只因为地方政府想多要排污权。
    由于基础污染物排放数据一变再变,不断加大,最终只得采取水利部淮委提供的系统数据,按照淮河还清目标,倒推计算出最大允许COD年入河排污量36.8万吨的结论,即不管现状量有多大,也需削减36.8万吨。
    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1997年工业污染源达标,达到年排87万吨的COD水平;第二步修污水处理厂,达到年排36.8万吨的COD 水平。
    现在看来,第一步隐含的问题是,工业污染源只有关、停、禁、改、转几项措施,缺乏达标技术,不能给企业有力务实的帮助,并且,至今也未有实质变化;第二步隐含的问题是,管网严重滞后,污水处理设备容易被企业虚设,污水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处理——只谈治污需求,未与建设部和地方城市研究城市建设规律。
    由此可以看出,三河三湖的治理并不是有钱无钱的问题,是钱怎么花往哪里花以及能否花的出去的问题。
    由于存在管网等问题,2000年-2005年,在淮河治污规划导引下,全国出现污水处理厂建设高潮。一时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建设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倍,但运行负荷量仅为60%左右,验证了第二步战略要求过急,不符合城市建设规律。
    但同时也可证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大于城市人口增加、污水增加的速度;新修污水处理厂,不仅可解决一部分城市污水处理所欠的老账,还能解决一部分工业废水处理所欠的老账,大大减缓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和污水的增长压力,不可能成为江河湖海等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高的元凶。
    那么,导致三河三湖污染持续扩大的元凶到底是谁呢?
  • 还得指向工业污染源
  • 有几处蛛丝马迹——
    其一,是环境统计数据。其变化趋势与环境执法绩效相符合,是COD减少的趋势。但环境科研部门在珠江、辽河、渤海的调查数据却出现大于或高于统计数据几乎翻倍的结果:
    其二,是水利部门的入河排污口监测数据。虽然水利部长期在取样代表性、实测有效性方面与环保总局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理应比排污口排污量小10%~40%的入河排污量,却水远超出50%~100%:
    其三,是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在项目环评时,为了保证区域排放总量不增,地方都要承诺以新带老,保证削减若干老厂排污量,腾出指标给新厂。这些承诺,在项目上马前有环评者评估上马后就变成了老污染源,且都达标,其排放浓度并不小。如某省年产3.5万吨的纸厂关了二十余个,新上几个100万吨的大纸厂,单厂排放浓度降低了,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却因为造纸规模大大增加,不一定能够降得下来。
    只有控制住排放总量,污染才能彻底得到解决。现在用全国污染物10%削减量,掩盖了每条河、每个湖应该削减的具体指标。水利部提出全国各大流域总量控制建议,但因为排污总量的削减达不到这一建议,故迟迟未被采用。其难点在于,工业污染源数据不真实,无法做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合理分配。
    环顾国外,美国的特拉华河口、英国的泰晤士河、德国的巴登湖、日本的琵琶湖,几十年前也曾黑臭死鱼,富营养化,都是采取水质规划理论,控制排放量并分配至污染源的办法,优先治理污染工业企业,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辅以择段排放和截污导流等措施,经过20年—50年就恢复了它本来的清澈纯洁面目。
    中国河流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仍旧是工业污染源。河流输运污染物最终都流人湖泊和海洋,对湖泊和海洋,还应把来自农业面源的氮、磷与工业污染源同等对待。但前提是不解决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的治理效果也很难显现。
    国务院已下决心调查污染源排放量,在调查说明中特别写上,与收费、与达标无关,目的是打消顾虑,求得真实。但如何真正解决问题.还得再有些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行。
    (据第23期香港《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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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级环保部门与6万吨鸭粪
    ——重庆梁滩河污染曝光
    文/中国环境观察特约记者 章轲
  • “集中执法检查城市污水”被列为新成立的国家环保部2008年环境执法八项工作的第一项。在重庆,围绕梁滩河水体严重污染的整治,国家、直辖市、区三级环保等政府部门苦战十年,然而,梁滩河恶臭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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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27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北京隆重挂牌。就在同一时间,由环保部派出的第一个调查组正在重庆探访。
    让环保部放心不下的是流经重庆市主城境内的梁滩河。据当地环保部门去年底的监测结果:梁滩河水质为劣V类,属重度污染。
    罪魁祸首是每年6万吨直排入河的鸭粪。
    正是这堆鸭粪,让国家、直辖市、区三级环保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头痛,也暴露出目前环境执法中权责不清、监管乏力、法律法规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 环保部首次
    “垂直督查”
  • 就在环保部挂牌的前两天,由该部召开的2008年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也是环保部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上,“集中执法检查城市污水”被列为2008年环境执法八项工作的第一项。“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也被列为加强农村、农业及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
    按照环保部一位领导的话说,“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查处到位、整改到位,查处一家、震慑一方、影响一片。”这位领导甚至表示,“今年的环境执法要搞几个重量级的、影响全国的大要案。”
    《中国环境报》在随后的舆论声势中明确表示,“环境执法工作是环保部门的立足之本”,“环保工作参与宏观决策的依据来自环境执法监督”。
    “这次调查正是贯彻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精神,督促地方政府加快污染治理进度。”调查组组长、环境记协新闻部副主任由学韬说。
    26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重庆市土主镇见到由学韬时,灰头土脸的他正带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在当地探访。
    “我们已经来3天了,一直在做暗访。”由学韬称,这种一杆子插到底的“垂直督查”,就是为了避免各种干扰,把事实搞清楚。
    环境记协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材料称,“梁滩河的水质污染不仅严重影响流域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极大制约着重庆市西部生态农业基地的建设,威胁着下游10万人民的饮用水健康。”
  • 记者直击“清水变黑”
  • 站在土主镇桥头向梁滩河望去,水面漆黑如镜,死寂般宁静,散发着阵阵恶臭。
    兽医唐华平掩鼻快速从桥上走过。他告诉记者,“就是上游大量养鸭造成的,有将近十年的历史了。而在十几年前,梁滩河两岸风景秀美,河水清澈,鱼虾成群,还可以游泳。”
    岸边有一个叫“力量村”的。正在田里干活的69岁村民王多禄说:“河水要是溅到皮肤上,浑身都会发痒。”
    梁滩河是重庆主城区境内嘉陵江的一级支流,流经九龙坡、沙坪坝、北碚三个区15个镇,干流长88公里,流域面积491.27平方公里。梁滩河的水进入嘉陵江后,最终流入长江。
    梁滩河源头在九龙坡区白市驿廖家沟水库。据随行人员介绍,廖家沟水库流出来的水清亮,没有污染。但顺流而下2公里开始,水质就开始变坏。
    环保部环监局的报告称,影响梁滩河水环境质量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居民生活污染严重,仅九龙坡区每天直接排放生活废水就有4万吨;二是养殖污染排放量大;三是梁滩河流域底泥淤积严重,大量污染物再释放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重庆市环保局给记者提供的材料证实,“梁滩河全流域有畜禽养殖场78户,养鸭户34户,年出栏肉鸭1000万只,养殖污染严重是导致梁滩河污染的重要原因。”
    “养殖污染占了40%的比例。”重庆市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陈盛樑称,“仅沙坪坝区土主镇和西永镇每年就有6万吨鸭粪排入梁滩河。”
    据陈盛樑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庆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业,由一家一户的零星养殖,发展成半规模化、半工场化的养殖。到目前,梁滩河沿岸养鸭户每户饲养的鸭子都在1000只以上,而且两三个月就可出栏一次。
    3月26日,记者在土主镇一养鸭户看到,1000多只两个月大的鸭子被饲养在河边一个大棚子里。棚子里架着钢丝网,上面养鸭,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鸭粪,不停地向外流着黄水。鸭场主告诉记者,他们每月清除一次鸭粪,污水就顺着沟渠直接流入梁滩河。
    沿河还散布着几十家规模不等的屠宰场。记者在白市驿镇老肠口看见,一个屠宰场就建在梁滩河边。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都要宰杀数千只鸭子。污水夹杂着血水都直接排入河中。
    除此之外,生活污水也大约占到30%的比例。记者在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发现一个污水排放口。据当地居民介绍,到了夏天,污水排放口处不仅臭气熏天,而且蚊蝇孳生,附近的居民不敢开窗。当地环保部门的人员告诉记者,这个排污口每天排放污水3000吨左右,而在白市驿镇,像这样的排污口至少还有3个。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排梁滩河。
    环监局的报告称,“现在的梁滩河,河水像墨汁一样乌黑腥臭,水中时常冒出发酵的气泡,生物早已荡然无存。”
    陈盛樑透露,不仅在梁滩河,畜禽养殖污染在三峡库区的花溪河、桃花溪、清水溪、永安溪、御临河等次级河流已超过集水区内城镇生活废水的污染负荷,成为这些流域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
  • “恶臭十年”的背后
  • 早在1998年,重庆市政府就将梁滩河列为亟待重点整治的次级河流之一,并将其列入《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2004年,梁滩河又被列入当年重庆市首批开工治理的9条污染较重的河流之一。
    这期间,沿岸百姓不断投诉、上访、写举报信,原国家环保总局领导也多次过问,并多次派人到重庆督促整改。
    然而,梁滩河十年恶臭依旧。
    “我就想不明白,十年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改观,而且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由学韬不解地说。
    对此,陈盛樑给出三点理由:鸭粪不同于猪粪、鸡粪。由于鸭粪含盐份高,入田后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农业部门及地方政府重视养殖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对养殖污染防治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由于鸭养殖户规模还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化生产要求(1万只以上),不属于环境执法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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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殡葬何时不再“曲高和寡”
    文/中国环境观察特约记者 王海鹰
  • 由于建坟立碑的殡葬方式已对城市土地构成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近年来,体现节地、绿色等现代环保理念的生态殡葬应运而生,但是,生态殡葬却面临“曲高和寡”的现实困境。
  • 青山得了“白化病”
  • 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是“入土为安”。据民政部门透露的数字,我国每年最少修建2000万座墓,按每200座墓占用1亩土地计算,全国每年造墓至少要占用10万亩地——这还不包括墓穴的绿化占地、办公占地、公共设施占地以及较为普遍的超标准修建墓穴的现象。殡葬占地的迅速扩张,不仅客观上造成了宝贵的土地资源的浪费,也加剧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
    另外,修建墓地要耗费大量的建筑材料。据统计,我国墓地年均消耗建筑材料1100万立方米,其中天然石材等不可再生资源更是占50%以上。墓葬形式资源耗费量大,殡葬资金增长快速,客观上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
    墓地建设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在大部分城市公墓,原本披绿的青山被一层层的水泥墓穴覆盖,青山好像得了“白化病”。
    民政部101研究所的杨宝祥认为,我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规模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并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而传统墓葬形式无疑加剧了环境压力。
    在现实的压力下,生态墓地近年来应运而生。山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张洪波说:“生态殡葬主张回归自然,主要葬法是树葬、花葬、草坪葬、海葬等,骨灰深埋地下或抛洒海中,地上不留标记物,以树、花等代碑,以达到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 生态殡葬“曲高和寡”?
  • 最近,济南市民赵勇为给病逝的岳父选择公墓,跑了济南多家墓园,也考察过生态殡葬,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传统墓葬方式。他说:“树葬、草坪葬的墓碑平卧在地上,拜祭时大家头向下,俯看墓碑,感觉对逝者不够恭敬。再说,中国人自古有‘树碑立传’的观念,人去世了,晚辈连块像模像样的碑都立不起来,太说不过去。”
    “死后墓地大小由不得自己,但作为后人,都是尽量在小地上做出大文章来,这样才算是尽了孝心,才能让自己心安。”到济南玉函山公墓扫墓的张姓市民这样对记者说。
    据了解,普通群众选择墓地,第一是考虑地理位置,朝向要好。二是墓园的整体环境要美观、整洁,让人舒服。三是价格合理。
    张洪波认为,古代传诵的二十四孝之“卖身葬父”“闻雷泣墓”等孝道思想,至今仍对群众的丧葬行为产生很大影响,“隆丧厚葬”等世俗观念仍左右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丧葬行为。
    作为济南市生态殡葬的先行者,恭德陵园目前有1600个墓穴,其中草坪葬、树葬以及塔陵安葬的有900个。
    “一棵树的存活能供四个人呼吸。”陵园工作人员赵艳介绍,选择草坪葬和树葬的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有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心态,认为选择树葬等生态葬法,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死后能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 生态殡葬呼唤政策支持
  • 记者从我国目前唯一一座纯生态墓地青岛福宁园了解到,树葬双穴位价位在1.98万元,盆景葬双穴位需要2.28万元,最贵的是草坪葬,一个双穴位需要9.4万元。而在济南,一些公墓推出的“艺术葬”价位也在3万元至5万元,明显高于传统墓穴。
    山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白刚说,绿色公墓投资比较大,绿色公墓需要绿化美化,工程量较大,另外还要精心养护,以保证植物存活,其维护成本要比造穴立碑高。
    白刚建议,对生态殡葬,国家应从法规、政策层面形成鼓励机制:首先,正在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应明确规定,新批建的公墓应全部为绿色公墓,从法律上限制传统公墓的发展。其次,对群众选择生态殡葬方式的,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减免一部分费用,使之在与传统墓葬方式的竞争中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大连的海葬全部实现了由政府‘买单’,青岛市也拟从明年起对海葬由政府‘买单’,这是鼓励群众选择生态殡葬的有效办法。”白刚认为,这种措施也应适用于树葬、花葬、草坪葬,鼓励大家树立节俭文明的丧葬观念,让不保留骨灰、纯生态的殡葬方式逐渐推开,从而真正使生者安慰,逝者安息,为人类的生存留下必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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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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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源地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确保一库清水送北京
    ——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调研报告
    文/尚莒城 李新彦
  • 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调研组,不久前赴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和河南省的南阳市,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期间,他们实地察看了十堰市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郧西县的黄姜加工企业,以及南阳市的淅川县渠首,分别召开了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总的看,库区的各级政府对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大意义认识到位,污染治理工作思路明确,措施得力,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新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库区地方政府为南水北调工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这次在南水北调水源区,调研组深深感受到当地各级政府对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意义认识非常清楚,普遍认为,这项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不论是在十堰、丹江口还是在南阳市,大家都高度重视库区水环境的保护,并积极推进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十堰市政府领导认为,南水北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和造福人类的重大工程,因此,加强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确保丹江口水库一库清水,是历史赋予的政治任务。并表示将以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为契机,深入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切实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建设生态文明;切实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着力从源头保护好水源区水质,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南阳市政府领导则表示,服务和支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是南阳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首都及沿线人民送上放心水、纯净水,是南阳人民的庄严承诺,不管牺牲多大、困难再多,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和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为沿线和京津人民送去一库清水。
    (一)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十五”以来,库区各级政府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走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发展之路,努力建设具有山区特色的生态型城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环境质量稳定提高,十堰市地表水水质状况良好,汉江干流十堰段、丹江口水库及堵河水质除受面源污染总氮超标外,其余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二类标准。二是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十堰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1.6%。2004年底,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命名十堰市为第三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河南省调水沿线的8个县市区中,已有3个县被国家批准为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丹江库区南阳区域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2.8%。三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污染治理成效明显。十堰市先后整治违法排污企业近百家,依法关停了30多家污染严重企业。为解决黄姜企业排污问题,对69家黄姜加工企业全部关停或停产治理,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0%,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尘排放达标率均在90%以上。南阳市强化工业污染源的综合整治,相继开展了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和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活动,关闭淘汰了59家重点排污企业,对25家不稳定达标企业实施了停产治理,11家企业被列为搬迁、转产对象;对丹江口水库水源区内的355家小选矿、小石墨、大理石加工点、畜禽养殖企业等分别关闭、取缔、淘汰、搬迁和治理,对全市黄姜加工小企业全部实施关闭。
    (二)积极落实《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是保持水质的重要措施。十堰市列入《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50个项目,48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已启动,今年计划开工29个项目。几年来,共投资1.5亿余元,兴建各类水利工程10余万处,建设基本农田20余万亩,综合治理小流域118条,治理面积1299平方公里。南阳市列入《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50个项目,已有37个项目启动,开工9个项目。南阳有关县市先后完成了60多条小流域的治理工作,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80平方公里,占需要治理面积的20%。
    (三)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按照《南水北调总体规划》,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后,新增淹没十堰市土地面积158.7平方公里,其中淹没耕地面积12.46万亩,到规划水平年共需动迁人口17.5万。南阳新增淹没面积143.9平方公里,登记淹没人口10.73万人,耕地13.2万亩。2005年,十堰市坝区移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部迁移,并得到了妥善安置,为工程顺利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严格控制面源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南阳市积极推行无公害农业生产,减少了农药、化肥用量,采取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到60%以上,有126.2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省级认定,调整施肥结构,推广使用有机肥、沼肥和绿肥,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南阳水源区四县市新建沼气池16000多个,年消化粪便10万吨、秸杆2000吨。为了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南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大市”的奋斗目标,重点抓好“两源一线”即淮源、水源区和调水干渠沿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计划利用10年时间,力争把南阳市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市,使其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真正把南阳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家园。
  •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南水北调水源区各级政府虽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涵养水源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渐显现,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当地政府向调研组反映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自然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十堰市生态环境基础较差,自然生态系统达到良性循环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11905平方公里,占辖区土地总面积的50.42%,其中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库区面积的45.68%。全市纳入国家《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近期实施的小流域治理项目256条,由于项目启动较晚,综合治理成效还不明显。同时,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畜禽养殖业的发展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尽管得到高度关注,也采取了许多治理措施,但是面源污染依然严重。据统计,全市每年农业生产化肥使用量在10万吨左右(其中氮肥6万吨左右),农药使用量年均达2000吨,全面推广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发展无公害农业、普及农村沼气能源还需要大量投入,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二)十堰市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薄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自然增长,全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已接近9000万吨,生活垃圾年产生量90万吨。目前,仅有城区2座污水处理厂和2座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大量的垃圾、污水和工业危险废弃物得不到妥善处置。纳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的11个污水处理项目和7个垃圾处理项目,因前期工作经费紧张,项目建设整体进展缓慢。同时,《规划》未涵盖丹江口市全部库区乡镇,如土台乡、土关垭镇等,成为库周垃圾处理死角;《规划》中对即将淹没区157—172水位之间的库区垃圾未单独立项,该区域垃圾清理也成为空白。
    (三)国家批复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虽然对丹江口库区的项目作了重点安排,但纳入近期的重点项目少,涉及的面不宽,安排给十堰市总投资仅2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综合概算仅为60%左右,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水质保护问题。南阳编制上报的《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总需资金112亿元,而国家实际批复的一期治理资金仅为26亿元,近期项目投资14.4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库区水质保护需要。对保障提供一库清水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库区的反哺能力远不及以防洪发电为目的的三峡工程。对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相应措施。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水质保护要求不相适应,面临着生存发展与保护水质的多重压力。十堰市所属五县一市两区均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同时又是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对水源区水质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环保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一是投资需求存在矛盾。《规划》编制是2001年前后,未考虑人口增长、城市扩容以及原材料上涨等综合因素,各地均存在项目《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编制概算超《规划》现象。纳入《规划》的城区3个污水处理厂规划总投资达4.55亿元,目前可行性研究及初设编制概算投资6.51亿元,超投资1.96亿元。二是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大。在项目投资中,地方政府配套自筹资金比例为16%,而十堰市所辖县市区均为老、边、贫、库区,地方财力十分有限,缺乏必要的社会融资渠道和能力。
    (五)污水处理费征收前景不容乐观,将导致项目运行经费不足。虽然湖北省物价局出台了污水处理费调到0.8元/吨的政策,各县市区正在酝酿出台相关规定,计划按新标准0.8元/吨征收污水处理费,但由于十堰市所辖县市区多属贫困地区,一步到位执行新标准的难度较大。如不能保证污水处理费的及时、足额征收,则项目建成后运行经费将成新问题。另外,十堰市日处理能力13.5万吨的神定河污水处理厂,近几年经过管网建设已达到8万吨的处理能力,但由于运行费用不足,目前只处理5万吨污水,致使部分处理能力闲置。
    南阳市政府反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库区县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库区淹没及渠线占压耕地达50多万亩,导致该区域已经形成的小辣椒、黄姜、烟叶、棉花等支柱产业受到削弱,年经济损失达2.4亿元。同时,畜牧业、水产业生产也受到相当冲击,年经济损失近亿元。加之库区移民搬迁、沿线群众后靠和采取严格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发展库区农村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压力明显增大。二是工业发展受到制约。首先是淅川、西峡、内乡、邓州四县市将对库区周边225家污染企业进行达标整治,需投入治理资金4.6亿元,直接造成企业生产投资成本增加,比较效益下降。其次是限期关停中小企业200多家,增加下岗职工2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6亿元。同时将搬迁工业企业38家,恢复重建需要3~5年时间和近30亿元的资金投入,这将使搬迁企业每年损失10.6亿元。加之由于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一些工业项目的引进受到了较大限制,给县域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三是县乡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水源区关停并转污染企业将导致当地县乡财政收入每年减少近3000万元。同时在移民安置中,平均每个移民按1.4亩耕地征用,需征地14万亩,调整当地居民土地面积150万亩,涉及人口约70万人,每亩需乡村两级支出15元左右,土地调整费用达2250万元,给乡镇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 三、几点建议
    调研组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世界瞩目,也是百年、千年工程,意义非同寻常。水源地的水环境保护和水源地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很重要,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把富民强县作为前提和基础。当地不仅要走农业生态之路,还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地的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富裕,水源地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可以说,水源区的经济发展是水质保护的重要前提,不解决好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水质保护将难以持久。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水土流失对江河湖泊的危害很大,造成淤积,减少库容,从现在起,我们务必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加大库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加强规划和加大投入,确保让水库长期发挥效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给水源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使水源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实现水源区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好水源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确保一库清水送北京,实现南北双赢,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把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纳入国家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范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最近环保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等4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从而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十七大”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为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主动限制了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与其它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及社会公平原则,国家有关部门要充分考虑水源区人民所作的牺牲,把中线水源区纳入生态补偿试点范围并尽早启动,以确保水源区生态功能的恢复与保育,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综合效益的永久发挥。
    (二)建议国家就已有的生态建设政策及项目向水源区重点倾斜。《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的实施,只能对水源区水质保护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和促进作用,但确保库区水质长期而稳定达标,满足南水北调调水要求,使库区及上游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还需多方面加大配套措施。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就目前已有并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生态公益林补偿、长治工程、土地开发整理、生态移民、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开发、农村能源建设等政策项目方面,向库区、水源区重点倾斜。
    (三)统筹受水区与调水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永保一库优质清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受水区城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库区县市。比照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建设的做法,组织京津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城市支援水源区的经济建设。南阳市已初步编制出对口支援规划项目,涉及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卫生、旅游等八大类141个项目,总投资76亿元。十堰市也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对口支援项目计划,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南北双赢”的原则,围绕丹江口库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引进项目、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为重点,全方位、多形式、宽领域开展对口支援工作,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名优企业到库区投资办厂。受水地区也应结合自身优势和行业特点,有步骤、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对口扶持工作。
    (四)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制订并尽快出台丹江口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建立起水质保护与水源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长效机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坚持产业调整与环境保护两手抓。加大对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投资力度。由于丹江口库区县市多是国家级贫困县、移民大县、环保大县,财力困难,无力支付辖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配套建设资金,因此,建议国家取消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给予全额投资, 对于其后期运行费用,也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同时,推行科学施肥施药,提倡生物防治,实施无公害生产,减少库区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对水质的污染。大力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如南阳市水源区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13万人,近30万户,每年产生250万吨人畜粪便, 十堰市年产禽畜粪便总量为591.54万吨。建议国家拿出专项资金,让水源区所有农户全部建设沼气工程。
    (五)建议国家加大对黄姜加工清洁生产工艺科技攻关的扶持力度。十堰市黄姜加工废水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经过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多年来的共同努力,目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有些环节尚未取得最终突破。去年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联合设立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南水北调工程若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初步确定了承担课题研究的单位(企业)及投资支持额度。建议尽早下达实施。
    (六)建议国家加强水源区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目前十堰市水源区基本上不具备水污染事故应急监测能力,难以适应调水后的水质安全应急监测。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水源区建立环境应急监测中心,及时处理库区突发的污染事故,使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另外,《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是2002年编制完成的,时间跨度长,一些项目已不符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急需进行调整、完善。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对原规划项目进行重新论证、调整。
  • 15)
  • 我国南方自然保护区雪灾后恢复工作迫在眉睫
    文/中国环境观察记者 李新彦
  • 今年1月中旬以来,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气候席卷我国南方大部分省份,造成交通受阻,电力、通讯中断,森林和农作物损毁。日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由20多名专家、记者组成的会员志愿者救灾考察组,分赴湘、皖、赣、黔四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研究。他们看到,这场冰雪已经造成一场生态灾难,使南方受灾省区的近千个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基础设施遭受重创,森林大面积被冰雪压断,很多野生动植物冻伤冻死。自然保护区生态和设施遭受破坏的潜在影响尤为严重,应引起各方重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森林资源受损严重。一、大量杉树、松树等主干折断或整株倒伏,土层薄的地方大树连根翻起。二、许多阔叶树顶梢侧枝折断,成了“牙签树”,部分倒伏。大面积华山松冻死。三、竹林成片倒伏爆裂,平均倒伏爆裂达75%,部分区域达90%以上。四、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茶场、果园、良种苗木、珍稀植物、药材、蔬菜损毁严重。
    例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不完全统计,冰冻造成森林受灾面积11087公顷。其中:特种用途林10667公顷、经济林420公顷;江西省的各自然保护区受灾森林面积820万亩,占该省自然保护区森林面积的72.3%,其中阔叶林476万亩、针叶林172.40万亩、混交林90.4万亩、毛竹林81.2万亩。
    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区内近30万亩森林摧残得面目全非,区内的树木、楠竹、京竹等不同程度被折断或翻根,初步统计,森林损坏面积约15万亩。海拔500至1300米的林木涉损80%。在鬼子寨区域内高大古树名木倒伏46棵,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华南五针松11棵,长苞铁杉10棵,福建柏3棵。
    保护区基础设施大量破坏。一、许多房屋建筑压损或倒塌。二、供电塔架线杆倒伏、供电中断。三、办公设备受损、通讯中断。四、供水设施冻裂、供水中断。五、野外科研监测设备毁损严重。六、基础巡护设施设备冻害严重。巡护及防火道普遍受冻害,多处桥梁受损,了望塔倒塌,多辆巡护用车水箱或发动机受损。七、防火林带被破坏。八、保护区管理局(站)址绿化及其他设施受损。例如,贵州省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及基层6个工作站、一个实验林场、4个派出所、3个木材检查站、4个瞭望台、2个工区的交通、通讯、水、电全部中断,给职工生活及护林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江西省的自然保护区就有1700平方米的监测、科研用房受损,300多套监测设备受损,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02年配备的远红外自动监控系统,曾成功地监控到大量的野生梅花鹿等动物活动及栖息地演变镜头,为研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梅花鹿提供了一手珍贵资料。这套监控系统毁于冰雪,损失80多万元。
    珍稀野生动植物面临生存危机。由于大地被厚厚的冰雪覆盖,树上的果实大多也被风雪打落而深埋到雪地中,给野生动物的活动、觅食带来很大困难,冰雪毁坏了它们的避风生活场所,如地上的窝棚、洞穴被大雪破坏封闭浸湿,树梢上的鸟巢由于受冰冻重压而倾覆等,很多鸟兽由于无安全的栖息场所、找不到食物而受冻挨饿,部分因此而丧生。
    据初步统计,在安徽省沿江沿淮越冬候鸟和皖南山区、大别山区的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地,共发现冻死冻伤野生动物29万只/头,其中,属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有2.6万余只(头)。歙县冻伤野生动物70只(头)、冻死野生动物50只(头)。其中,冻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只/头,冻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4只(头);绩溪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冻死大型动物近百头,其中因冻饿死亡的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黑麂、鬣羚、勺鸡3只(头)。安庆市冻死冻伤野生动物约6万只,其中大别山区死伤野生动物约4万余只,沿江湿地死伤野生动物约2万余只,主要种类为黄麂、野猪、夜鹭以及湿地的小型水鸟和亚成体水鸟,如鸻鹬类等。
    截至2008年2月13日不完全统计,仅江西省野生动植物及产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8.36亿元。包括:冻死冻伤野生动物3500余只(头),伤亡损失和救护、野外投食耗费;损毁野生植物17.44万株,野生动植物进出口企业经营的野生动植物和基础设施损失等。
    江西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死亡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约50头,其中梅花鹿约15-20头。鄱阳湖发现近200只鸟类死亡,越冬候鸟比去年减少了20%。江西官山自然保护区人员观察发现,多种动物灾后在栖息地出现的频率或活动痕迹比往年同期下降30%,东河站附近的一群野生猕猴由灾前50多只,减少到30只左右。
    湖南省莽山自然保护区内大型野生动物死亡约200头,包括水鹿、猴子等;鸟类约1万只,包括黄腹角雉、白鹇、山雀、竹鸡等。其它动物伤亡1.5万只。
    九江市珍稀野生植物损毁8万余株,其中分布在山区修水、武宁、瑞昌的国家一级保护树木南方红豆杉损失8000余株,大部分胸径在40-100厘米,海拔400米以上的几乎全部被冰雪压断,香樟等其他保护树木受损7万多株,冻死冻伤珍稀苗木300多亩。马头山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极小种群损失惨重,红豆树受灾面积20公顷,枝条、树冠压断;银鹊树受灾300公顷,3万株树干拦腰断裂;极危保护树种美毛含笑受灾面积80公顷,损毁1万株。
    冰雪灾害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算的,极小物种可能因此而死亡消逝。野猪、华南兔等有害动物却死亡不多,这种现象证明,其生命力强,灾后其食物会相对丰富,繁殖速度更快。对在九江越冬的苍鹭监控发现,今年的繁殖时间比往年晚了20天。这些现状可能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经过长时间饥饿,大部分野生动物体质下降,抗病能力减弱,动物疫病爆发的可能性加大,一旦发生动物疫情,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冻雨导致包括草海在内的威宁县全县封冻,给草海越冬鸟类带来极大的困难。保护区为鸟类投食7万斤,破冰5000平方米,保证了绝大多数草海越冬鸟类的食物与饮水,降低了草海越冬鸟类的死亡率。
    灾后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志愿者赴灾区实地考察一周后,深感此次灾害性天气给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了重创。当前,各保护区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不等不靠,努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但要恢复到灾前水平,缺少资金和人力是各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困难。例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实验林场每年的经费至今还维持着上世纪70年代初建时的5.7万元!这次灾害使林场职工生活雪上加霜,十分困难。为此大家提出灾后重建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1.建议国家和省政府加大对灾后自然保护区重建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并拨给灾后重建专项经费,尽快恢复通水、通电,修复被毁的道路、监测设备设施等,以便尽快开展灾后保护工作。
    2.进一步核灾报灾。将这次雪灾对生态破坏的情况进行核查,摸清损失家底,制订自然保护区灾后重建规划,尤其是珍稀动植物和小种群濒危植物进行严格保护管理措施。开展禁猎、禁捕、禁食、禁伐活动,尽最大能力恢复其栖息生存环境。
    3.对自然保护区内折倒的树木清理与否?何时清理?怎样清理?建议国家林业部门尽快制订出台分类指导意见。专家认为,核心区内的天然林应尽量保持原貌,让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缓冲区和试验区可以视情况适当地进行处理,使景观和植被尽快恢复;对于有病虫害的树木要人为地处理,防止病虫害的蔓延,但要适当控制人为干扰的强度。
    4.做好防火防病虫害工作。冰冻雨雪使许多树木受损,林地枯枝败叶堆积起来,易发火灾,森林防火形势严峻。要加强对林区的巡逻和防火工作。清理防火隔离带,恢复建设防火设施。另外,林木断梢折枝,树干撕裂,创伤面大,病虫害容易乘虚而入,木腐而后虫生,预防森林病虫害发生蔓延是一项严峻任务。大灾过后,野生动植物的抗病能力会大大下降,容易爆发疫病,特别是松材线虫和禽流感的大爆发。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和自然保护区应扩大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范围和力度,建立完善的灾害防控应对机制,加强疫病的预防能力,如有疫情发生,也可以及时快速地加以控制。
    5.开展灾后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强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保护抢救受损野生植物种和种群,促进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恢复。要尽快进行野生动物数量普查,一方面看雪灾对于动物生存和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动物数量的备案,以便进行长期的动态监测。
    对关键物种以及一些濒危种和极小种群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关键种通常在生态系统的维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更是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它们的消失可能就意味着某一个物种的绝灭。如桃红岭的梅花鹿南方亚种、武夷山的黄腹角雉等,应当展开各方面的科研普查,不仅要对这些物种本身的数量和生存状况进行调查,了解雪灾对这些物种造成的影响,同时要对其栖息地进行评价,对其共生的一些种类以及天敌的数量也要摸清底数,确保食物链和食物网的稳定。
    6.建议在自然保护区有计划地开展人与野生动植物关系的研究,控制保护周边地区的人口增长。协助地方政府发展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加强城市的排污控制和污水治理,降低保护区周边居民在经济生活上对保护区的依赖。建立完善的社区共管机制,由自然保护区和当地政府、人民群众一起,齐心协力为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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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嘉兴排污权“银行”探秘
    文/中国环境观察特约记者 胡雪良
  • 排污指标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这一发达国家为控制污染物总量而广泛采用的市场运作方式日前已被引入。2007年11月10日,国内首家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在浙江正式挂牌成立,15家企业的排污权交易当场签约。9家企业向交易中心申购排污COD78.794吨/年,二氧化硫474.942吨/年;有6家企业向中心出让排污COD125.9065吨/年,二氧化硫492吨/年。交易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嘉兴政府开始尝试采取排污权交易的方式,以此来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 大华花6万多元买了排放指标
  • 大华包装集团是首批向中心购买排污权的企业之一。大华其实是个减排先进企业。前年投入1500万元上了生化处理工程后,去年1至9月减排80%。其减排量按照核定是56吨多,按15%的减排要求,其排污指标还剩47.2吨。但他们去年初新上造纸项目,产能扩张后需排放指标48吨,还缺0.8吨。按每吨8万元的价格,花6万多元买了排放指标。“减排既是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持续发展必须遵守的原则。实行排放权交易,让企业有了自觉减排的动力。”总经理叶流雄说。
    嘉兴汇源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明说,我们企业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日印染废水排放量从2005年的8000吨稳定地降低到目前的4500吨,每年可减COD100吨。这次公司向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出让COD50吨,为其他企业发展提供环境容量。
    嘉兴市环保局长翁建荣告诉记者,嘉兴地处太湖流域的下流,区内河网纵横交叉密布,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134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元。然而,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占整个嘉兴水资源75%的上游来水大部分处于五类与劣五类水质之间。同时,加上自身的污染,嘉兴已经成为严重的水质性缺水地区,全市没有一个合格的饮用水源,出现了著名水乡没水喝的尴尬局面。对此,嘉兴加强与上游地区的协调,保证上游来水达到功能区要求。排污权交易,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推动市场主体自主减排,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 嘉兴模式
  • 嘉兴推行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市场化交易的模式,“主要污染物”是指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两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
    按照嘉兴市政府的规定,排污权申购的具体程序是:需求方向储备中心提交主要污染物申购预约申请,储备中心进行初审,待需求方收到环保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件后,储备中心与需求方签订《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转让合同》,收取交易款项,环保部门发放排污权交易证。
    这意味着新上项目审批多了一道排污量申购环节。
    而排污权出让的具体操作程序是:转让方提交主要污染物出让申请,储备中心受理后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储备中心与出让方签订《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出让合同》,并支付交易款项。
    根据这项政策,市场主体(含新建、改建、扩建)新增的排污权必须从储备中心交易中获得。排污权的购入量应达到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污量的1.2倍以上,其中化工、医药、制革、印染、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应达到新增污染物排污量的1.5倍以上。
  • 总量控制促成排污权交易
  • 印染、化工等五大重污染行业COD买卖价格最高,每吨8万元,中度污染企业每吨6万元,符合产业导向的鼓励发展行业每吨5万元,与政府购买排污权价格持平。此外,二氧化硫的价格被统一为每吨2万元。目前规定,一次买进或者卖出的,就是20年的指标,价格主要根据减排工程所需的成本而定。
    嘉兴的做法,是浙江省推行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奏。浙江省环保局长戴备军说:“用市场调节环境资源是必然趋势。”浙江将在今年使1/3到一半地区实现排污权交易。省环保局明确要求,新建、扩建、技改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必须在总量平衡条件下寻找替代削减指标,即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条件下,新增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必须从已经占有环境资源的老企业在完成规定的减排任务后削减出来的减排指标中解决。
    “正是这个总量控制,促成了嘉兴排污权市场化交易的成行。”有专家分析,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市场上就形成不了定价机制,而减排企业如果“得不到好处”,自然也不会有积极性。
    嘉兴市环保局人士介绍,在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何平衡新增项目所需指标与淘汰、改良项目的富余指标,“着实动了不少脑筋”。在储备中心成立之初,嘉兴市动用财政拨款从排污指标富余企业购买了部分排污权指标,再吸引有需求的企业前来购买,从而使得交易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购买到指标。排污权交易优先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和该市优先培育发展的主导产业倾斜,而不同的行业,购买价格也有差异。
    “一些如制革、纺织等高污染行业,在指标紧张的时候不一定能买到,即使能买到,价格也会比较高。”在这样的指引下,很多企业都开始自觉挖掘节能减排潜能,“人人都知道,排污权指标一旦浪费,损失的就是金钱,而且这东西也不是钱多就能买到的。”
    目前,嘉兴的一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储备中心的“银行”功能。一些不愿出让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把富余的排污权存在储备中心,除了每年可获得一定的“存款”利息外,还能在自身发展需要排污指标时如数拿回。
  • 企业付了钱就可以随便排污吗
  • 有人担心,这项买卖制度,会不会助长企业的排污行为、削弱政府的监管力度?对此多位环保官员表示这种担心属于多余。
    浙江绍兴已在近日出台排污权交易意见,预计很快也将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绍兴市环保局长金百富认为:“企业付了钱就可以随便排污?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实行总量控制而且每年递减,企业能购买多少排污量都要经过评估,不可能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况且对企业能否取得排污权要经过评估。”
    为达到这一目的,嘉兴、绍兴都不约而同地规定,尽管可以交易,但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易无效,必须通过储备中心,分别与中心签合同交易。这等于增加了监管渠道,减排成效不佳的企业,哪怕与其他企业谈妥,也不可能通过环境评估,从而获得购买排污权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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