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一座规模化养猪场的兴建和运行，成为下游村民饮水问题的分水岭。
打从养猪场在上游运行起来以后，李洪和周围71户村民就开始了和养猪场的各种“交锋”。战线从2004年至今，足足折腾了14年。饮水管架设了一茬又一茬，村民的诉求只有一个：还我干净的饮用水。
一夜之间死了2000尾鱼
李洪的家在大山深处，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铜铃岩村，离清江水布垭库区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清江水宁静开阔，为长江一级支流，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而得名。清江全长423公里，流域内山明水秀，两岸山峦叠翠，号称“八百里清江画廊”。铜铃岩村，就在清江以北的大山之中。
在养猪场运行前，李洪和村民们喝着山泉水。“没想到，养猪场建起来以后，我们喝的水还没有猪喝的干净。”
李洪口中的养猪场兴建于2002年，2004年底投产。当时，县里招商引资，把村子上游直线距离约1公里内的废弃水泥厂改为规模化养猪场——巴东县福源养殖有限公司（2015年底更名为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水泥厂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引进养殖场也有另一层深意：巴东县是深度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重，规模化养殖场入驻或许能为周遭农民脱贫增收带来曙光。不过，曙光一直没见到。
李洪永远记得2006年的正月初一，他推开门到自家鱼塘里一看，大吃一惊：2000条长到三四斤重的鱼，一夜之间全死了。鱼塘里的水又脏又臭，“山上的养猪场排出来的粪污，把水塘里的水污染了。”李洪又急又气，“杀他们的心都有了”。
他一怒之下冲到山上的养猪场门口，养猪场大门紧闭。他徘徊着，盘算着，脑子里很乱，想着“如何讨个说法”。他喊了叫了，大门依然紧闭着。最终，没人出来交涉。“我真是该背适（编者注：指倒霉）。”李洪悲愤交加。
买一尾鱼花1块8毛，好不容易养到三四斤，一斤能卖3块钱，2000尾鱼就是6000斤。一夜之间，18000元打了水漂，还没地方说理去。新春佳节，眼看着邻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李洪独自依在墙角抽闷烟。
从养猪场拉了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
渐渐地，养猪场带来的水生态问题开始蔓延。
“2006年起，种田的时候怪事连连，以往能长1人多高的水稻，再也结不出果实了。田里臭气熏天，跑到小溪边一看，水里有米糊一样的东西，黑黑的一团。捞起来一看，那就是粪水啊，可以直接灌田了。”覃大姐的家与李洪家仅一路之隔，说起养猪场的影响，她愤愤不平。小女儿嫁到宜昌，生下小孙子后，都不愿回娘家来，“他们说太臭了”。
覃大姐把田里的变化归咎到养猪场的排污，她说村里已经不种水稻了，改种玉米，“米也要自己买了”。
猪场上游的8组、再下游的12组共300多人的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村民反映到镇政府、县政府，最后在村干部协调下和养猪场达成共识：从养猪场里接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出来，作为新的饮用水水源。
“这根水管没用多久也不行了，大概两三个月就不用了。”12组的村民刘美权回忆说，“养猪场说自己也缺水，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断断续续。”后来，刘美权家只好到附近约3公里的另一个水沟引水下来。
李洪的哥哥李阶认为有人把阀门关了：“那根水管接在养猪场冲洗猪圈的阀门上，本来承诺我们一定有水的，谁知道他们有时还是把阀门关了。没水的时候，我们只能又走几公里的山路到养猪场，找在里面打工的老乡，把阀门打开。”
村民始终认为，自己喝水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养猪场那方。“而养猪场很强势，就算去沟通，通常连门都进不去。”
可在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厂长王传国这里，他也一肚子苦水。“以前，村支书过来协调过，我们就把自己场区内的一口井全给村民用了。遇到枯水季，我们也要上山找水，根本没有什么阀门之说。”
被动的排污整改
2011年，为了解决村民饮水难问题，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村民做出妥协并和养猪场达成协议，从新的一根水管取水，村民又能喝上干净水了。
这是铜铃岩村饮水的第三根水管。
尽管这根水管取水口在别处，但中后段顺着村民的房屋延展下来，最终还是和开始那两根废弃的水管并排在一起。3根粗细不同的水管组合在一起，有的被泥土盖住，有的裸露着。公路一侧的沟壑内、村民屋后自建的蓄水库边，只要留心，都能见到这些水管。有的已经断了，不知下一段又从哪里冒出来。水管就像绳索，把村子、养猪场和大山捆绑在一起。
同样觉得委屈的，还有导致村民饮水难的“始作俑者”——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我们是外乡人，老家在福建，大老远到这里来投产养猪，钱没挣多少，麻烦不少，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老板娘林雪英50岁开外，身材瘦削，说到和村民的冲突，眼泪一下涌出来。“县环保局让我们整改，我们也改了啊。”
由于养猪场对下游村民造成的饮水影响，村民在2014年底又再次举报了养猪场。在巴东县环保局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字〔2015〕1号）里清楚地记录着：“县环保局于2015年1月14日对养猪场进行检查发现，公司污水处理站一级强化池管道堵塞，生猪养殖场区产生的污废水从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排入环境。公司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无湿地植物，人工湿地垫层内积淀大量污泥，失去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作用。”
县环保局责令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前改正上述环境问题。直到4月15日巴东县环保局再次到现场勘查发现，污水没有经过场外污水处理站，依然直排环境。场内的粪便、污水没有进行干湿分离。污水直排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年5月12日，巴东县环保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上，反映出福源公司的整改进展。监察结论为，“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改，对场内废水增加了干湿分离机，对沉淀池进行了隔区，搭建了阴雨棚。场外污水处理站外排水不带干粪，但污水处理厌氧池内干粪需进一步清理，人工湿地内植物生长效果不好”。
“我们真的努力了”
2015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
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的上任时间，也恰好是2015年初。“我一点都不喜欢养猪场。”午后两点，他刚结束一个会议，到办公室工位上坐下，打开方便面，开水刚倒下，面还没泡好，老百姓又上门来了。不用问，又是为“水”的问题。
“养猪场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你说它能拉动就业，但实际上在里面打工的也没几个人。你说它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多大的税收收益，但国家又对生猪养殖有补贴。总之，老百姓天天找我要水。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张自权皱着眉头说。
成为众矢之的的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却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2015年，（环保的）事就来了。我们按照县环保局的要求建了厌氧池、人工湿地。但不知道为什么，粪排放进去，却消化不了。”王传国认为是排污设备设计之初，把生猪的出栏量考虑太少的缘故。“规划的时候按照1500头猪规划，实际最多时每月出栏的猪有3000多头。”
而县环保局不认同。“厌氧池是国家帮扶建设的项目，建成交付给业主单位以后，本应该由业主自身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加强干湿分离处理后才能排入厂区内污水处理站。”
王传国特别留心过当前畜禽养殖资源化利用的新技术，也曾经给老板林某建议过，可以考虑使用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发酵床。
也有发酵床公司的技术人员到现场来考察过。一看是废旧的水泥厂改建的猪场，连连摇头。由水泥厂改建的猪场，每一个猪舍单元的长宽不规范。公司给出50万元的报价。但由于厂区不规范，需要大规模地重建猪舍和配套设施，测算下来约要投入500万元。
“光是发酵床的菌种培养，一年就要几十万。”王传国说。“据说发酵床冬天还用不了，那我的污水又怎么排？”老板娘反问。
后来，王传国又专门去了解了粪污零排放设备的投入，“成本太高”。再后来，寻求资源化利用的道路就不了了之。
当然，养猪场日常上千头猪的粪污也要解决。厂里最常见的做法是，雇了8个工人每天来捡拾干粪。“50~60斤能装满一包。每人一天能捡出5包来。8个人一天可以捡2.5吨~3吨左右，然后再卖给村民。”王传国解释说。
“定时炸弹”终于炸了
2018年9月29日下午，李洪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村支书熟悉的嗓音：“养猪场直接负责人林某被抓了。”那一瞬间，李洪不知道怎样形容心中的感受，百感交集。倒是覃大姐心直口快：“高兴，我是真高兴。”
如同村支书张自权预感的那样，这颗“定时炸弹”在2018年的5月彻底炸掉了。
一天，李洪从第3根水管里接出水来，茶色的水质一下子点燃了他敏感的神经。和养猪场“斗智斗勇”多年，他早就练就了通过肉眼判断水质是否被污染了的技能。这不正常的茶色提示他，“水又被污染了”。
环保部门现场检查印证了李洪的判断：厂区墙角外的水泥排水沟末端有养殖废弃物外溢痕迹，下方农田内流淌有大量养殖废弃物，延绵至场区东侧的将军山溪水沟。巴东县环境监测站对养殖场废水排口出水进行了监测取样，并出具监测报告显示，出水水质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县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拟作出“责令停产整治”的决定。8月26日、9月18日，县环保局又到现场督办，福临公司拒不执行，也没有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同时，巴东县环保局现场检查又发现新情况，勘查发现养殖区有一个未完工的建筑房区，里面挖有几处深坑，存有大量的废弃物。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承认，这是他们放置的， 打算把猪粪放里面晒干后运走。
巴东县环保局认为，在现场督办中发现场区内挖有新的深坑和渗坑，“性质较为恶劣，属于逃避监管”，并依法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
相关知情人说，巴东县地处湖北西陲，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地下岩洞的岩石具有一定的孔隙和裂隙，而一旦污水渗透入岩石的空隙中，就会在地下管道里横冲直撞。
也就是说，村民赖以生存的第三根饮水管又不能饮用了。
“这次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10月10日，老板娘在老板被行政拘留的第10天前去探视。回到养殖场内眼睛红肿，时而背过身去嘤嘤地抽泣。
覃大姐却依然不解气：“我们现在没水喝了，每天都要用麻木摩托（当地改装后的三轮车）到附近几公里外运水喝。”李洪点头，并指着自家一次能装200斤的胶质袋说：“我们可以自己担水喝，村里那些留守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当“钱袋子”VS“菜篮子”
“养猪伤透了心。”福临养猪场老板娘说，“就算政府不关停，我们也不想养了。”
福临养猪场直线距离两公里开外，就是清江风景区。作为国家生态功能区，巴东县“关停并转”了一批工业企业，为的就是守好一江清水。但同时，巴东县仍是深度贫困县。
“我们当地政府也在开动脑筋，瞄准贫困户，探索既能保护生态又能让老百姓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巴东县委相关人士说。
客观事实也一目了然。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要深度脱贫离不开两条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发展养殖业。留在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选择生猪养殖这条路。
养猪能脱贫吗？以饲养20头母猪的猪场计算，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2胎，每窝生产约10头小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20头育肥猪。每头肥猪可以赚到350元~500元。20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400头育肥猪，基本上能赚到14万元以上。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贫困户从事生猪养殖，1年后赚了20万元。同时粪污还田，养殖和周边农户种养结合也得当。
俗话说，“民以食为安，猪粮安天下”。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其价格的浮动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称为养殖户的“钱袋子”，老百姓的“菜篮子”。
同时，生猪行业却深受“猪周期”困：猪肉价格上涨会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
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生猪行业规模化养殖的占比相对较小。国外经验表明，当规模化养殖占比越高，猪肉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产业风险也将可控。作为调控“猪周期”的重要手段，规模化、标准化养猪将成为稳定猪肉价格的有力探索。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升比较快，但比重仍偏低，规模化占比还不到一半，2016年才到45%。”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
国家鼓励规模化养殖，但如前文所述，当养殖和环境产生矛盾时，在“钱袋子”和“菜篮子”中该如何抉择呢？
除了关停
还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栏头数为11906.41万头，产生大约30亿吨畜禽粪便。“这些畜禽粪尿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导致畜禽粪尿污染严重。同时，由于畜禽粪尿处理率较低，大部分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一方面是让百姓增收的畜禽养殖产业，另一方面是亟待保护的生态环境，两者能否兼顾？其实，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一直有他的思考。他曾和养猪场老板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建造沼气池，把产生的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来，输送沼气给村民用。他还想“借助精准扶贫的路线，让老百姓共同致富”，“如通过养殖大户和村民进行利益捆绑的模式，养殖场作为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养猪”，但因为种种原因，想法没能最终落地。
在于法稳看来，这些设想其实已有成功案例。另外，畜禽养殖大户也可以和当地农民建立互惠互利的模式，于法稳把它称为利益联合体：“通过村集体成立一个合作社，村集体和公司共同经营。在新型合作社经营下，集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强，也能实现农民增收。”
于法稳以山东栖霞苹果生产举例，当地村子就是采用上述合作模式，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丰富的区域，鼓励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积造利用堆肥，削减养殖场产生的粪污。
事实上，从全国情况来看，畜禽养殖业资源化利用已有成熟的模式。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2017年的相关统计，我国目前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上主要有7种典型模式，分别是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模式、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模式、固体粪便堆肥利用模式、异位发酵床模式、粪便垫料回用模式、污水肥料化利用模式、污水达标排放模式。
不少养殖场户粪污管理水平低，也没有找到低成本治理粪污和“有利可图”的资源化途径，因而大量粪污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直排导致污染。针对这一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助理孔源博士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组织、监管和引导，推动养殖场户配备粪污腐熟和粪肥贮存池等必要设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构建粪肥收运还田的市场化机制。
“以铜铃岩村这家养殖场为例，可以采用‘全混原浆、就地腐熟、就地贮存、就近利用’的方式，推动规模化养殖场配备足够1~2个月粪肥产生量的贮存池和收运喷施车辆，并与当地的种植基地或需肥农户结成粪肥供需市场化关系，解决粪污资源化问题。1台收运车、1~2个工人，将积存的沼液粪肥卖给种植户并喷施到位。”孔源说，这样不仅能大大降低养殖场粪污治理的成本，又能大大降低种植户施用有机肥的劳动强度，免去购买和施用化肥的成本。对养殖户来说，只需配备腐熟池（沼气池或化粪池），不需要“干湿分离”等复杂的设备和处理工艺，就可以实现粪污“用得掉、不排放”；种植户用购买化肥一半的价格买到了粪肥和施肥服务，便捷省力，提质增产。如果周边种植户一开始不能普遍接受沼液粪肥还田，可以尝试示范户先行。
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真的有心，养殖业和环境保护并非是对立项。破题的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智慧和企业的责任担当。
太阳之下，大山之中，一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开着货车经过这里。经过村口附近，他扫了一眼路边立着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吃住围栏坝，畅游清江河。而清江，就在不远处。
打从养猪场在上游运行起来以后，李洪和周围71户村民就开始了和养猪场的各种“交锋”。战线从2004年至今，足足折腾了14年。饮水管架设了一茬又一茬，村民的诉求只有一个：还我干净的饮用水。
一夜之间死了2000尾鱼
李洪的家在大山深处，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铜铃岩村，离清江水布垭库区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清江水宁静开阔，为长江一级支流，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而得名。清江全长423公里，流域内山明水秀，两岸山峦叠翠，号称“八百里清江画廊”。铜铃岩村，就在清江以北的大山之中。
在养猪场运行前，李洪和村民们喝着山泉水。“没想到，养猪场建起来以后，我们喝的水还没有猪喝的干净。”
李洪口中的养猪场兴建于2002年，2004年底投产。当时，县里招商引资，把村子上游直线距离约1公里内的废弃水泥厂改为规模化养猪场——巴东县福源养殖有限公司（2015年底更名为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水泥厂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引进养殖场也有另一层深意：巴东县是深度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重，规模化养殖场入驻或许能为周遭农民脱贫增收带来曙光。不过，曙光一直没见到。
李洪永远记得2006年的正月初一，他推开门到自家鱼塘里一看，大吃一惊：2000条长到三四斤重的鱼，一夜之间全死了。鱼塘里的水又脏又臭，“山上的养猪场排出来的粪污，把水塘里的水污染了。”李洪又急又气，“杀他们的心都有了”。
他一怒之下冲到山上的养猪场门口，养猪场大门紧闭。他徘徊着，盘算着，脑子里很乱，想着“如何讨个说法”。他喊了叫了，大门依然紧闭着。最终，没人出来交涉。“我真是该背适（编者注：指倒霉）。”李洪悲愤交加。
买一尾鱼花1块8毛，好不容易养到三四斤，一斤能卖3块钱，2000尾鱼就是6000斤。一夜之间，18000元打了水漂，还没地方说理去。新春佳节，眼看着邻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李洪独自依在墙角抽闷烟。
从养猪场拉了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
渐渐地，养猪场带来的水生态问题开始蔓延。
“2006年起，种田的时候怪事连连，以往能长1人多高的水稻，再也结不出果实了。田里臭气熏天，跑到小溪边一看，水里有米糊一样的东西，黑黑的一团。捞起来一看，那就是粪水啊，可以直接灌田了。”覃大姐的家与李洪家仅一路之隔，说起养猪场的影响，她愤愤不平。小女儿嫁到宜昌，生下小孙子后，都不愿回娘家来，“他们说太臭了”。
覃大姐把田里的变化归咎到养猪场的排污，她说村里已经不种水稻了，改种玉米，“米也要自己买了”。
猪场上游的8组、再下游的12组共300多人的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村民反映到镇政府、县政府，最后在村干部协调下和养猪场达成共识：从养猪场里接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出来，作为新的饮用水水源。
“这根水管没用多久也不行了，大概两三个月就不用了。”12组的村民刘美权回忆说，“养猪场说自己也缺水，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断断续续。”后来，刘美权家只好到附近约3公里的另一个水沟引水下来。
李洪的哥哥李阶认为有人把阀门关了：“那根水管接在养猪场冲洗猪圈的阀门上，本来承诺我们一定有水的，谁知道他们有时还是把阀门关了。没水的时候，我们只能又走几公里的山路到养猪场，找在里面打工的老乡，把阀门打开。”
村民始终认为，自己喝水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养猪场那方。“而养猪场很强势，就算去沟通，通常连门都进不去。”
可在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厂长王传国这里，他也一肚子苦水。“以前，村支书过来协调过，我们就把自己场区内的一口井全给村民用了。遇到枯水季，我们也要上山找水，根本没有什么阀门之说。”
被动的排污整改
2011年，为了解决村民饮水难问题，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村民做出妥协并和养猪场达成协议，从新的一根水管取水，村民又能喝上干净水了。
这是铜铃岩村饮水的第三根水管。
尽管这根水管取水口在别处，但中后段顺着村民的房屋延展下来，最终还是和开始那两根废弃的水管并排在一起。3根粗细不同的水管组合在一起，有的被泥土盖住，有的裸露着。公路一侧的沟壑内、村民屋后自建的蓄水库边，只要留心，都能见到这些水管。有的已经断了，不知下一段又从哪里冒出来。水管就像绳索，把村子、养猪场和大山捆绑在一起。
同样觉得委屈的，还有导致村民饮水难的“始作俑者”——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我们是外乡人，老家在福建，大老远到这里来投产养猪，钱没挣多少，麻烦不少，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老板娘林雪英50岁开外，身材瘦削，说到和村民的冲突，眼泪一下涌出来。“县环保局让我们整改，我们也改了啊。”
由于养猪场对下游村民造成的饮水影响，村民在2014年底又再次举报了养猪场。在巴东县环保局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字〔2015〕1号）里清楚地记录着：“县环保局于2015年1月14日对养猪场进行检查发现，公司污水处理站一级强化池管道堵塞，生猪养殖场区产生的污废水从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排入环境。公司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无湿地植物，人工湿地垫层内积淀大量污泥，失去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作用。”
县环保局责令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前改正上述环境问题。直到4月15日巴东县环保局再次到现场勘查发现，污水没有经过场外污水处理站，依然直排环境。场内的粪便、污水没有进行干湿分离。污水直排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年5月12日，巴东县环保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上，反映出福源公司的整改进展。监察结论为，“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改，对场内废水增加了干湿分离机，对沉淀池进行了隔区，搭建了阴雨棚。场外污水处理站外排水不带干粪，但污水处理厌氧池内干粪需进一步清理，人工湿地内植物生长效果不好”。
“我们真的努力了”
2015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
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的上任时间，也恰好是2015年初。“我一点都不喜欢养猪场。”午后两点，他刚结束一个会议，到办公室工位上坐下，打开方便面，开水刚倒下，面还没泡好，老百姓又上门来了。不用问，又是为“水”的问题。
“养猪场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你说它能拉动就业，但实际上在里面打工的也没几个人。你说它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多大的税收收益，但国家又对生猪养殖有补贴。总之，老百姓天天找我要水。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张自权皱着眉头说。
成为众矢之的的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却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2015年，（环保的）事就来了。我们按照县环保局的要求建了厌氧池、人工湿地。但不知道为什么，粪排放进去，却消化不了。”王传国认为是排污设备设计之初，把生猪的出栏量考虑太少的缘故。“规划的时候按照1500头猪规划，实际最多时每月出栏的猪有3000多头。”
而县环保局不认同。“厌氧池是国家帮扶建设的项目，建成交付给业主单位以后，本应该由业主自身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加强干湿分离处理后才能排入厂区内污水处理站。”
王传国特别留心过当前畜禽养殖资源化利用的新技术，也曾经给老板林某建议过，可以考虑使用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发酵床。
也有发酵床公司的技术人员到现场来考察过。一看是废旧的水泥厂改建的猪场，连连摇头。由水泥厂改建的猪场，每一个猪舍单元的长宽不规范。公司给出50万元的报价。但由于厂区不规范，需要大规模地重建猪舍和配套设施，测算下来约要投入500万元。
“光是发酵床的菌种培养，一年就要几十万。”王传国说。“据说发酵床冬天还用不了，那我的污水又怎么排？”老板娘反问。
后来，王传国又专门去了解了粪污零排放设备的投入，“成本太高”。再后来，寻求资源化利用的道路就不了了之。
当然，养猪场日常上千头猪的粪污也要解决。厂里最常见的做法是，雇了8个工人每天来捡拾干粪。“50~60斤能装满一包。每人一天能捡出5包来。8个人一天可以捡2.5吨~3吨左右，然后再卖给村民。”王传国解释说。
“定时炸弹”终于炸了
2018年9月29日下午，李洪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村支书熟悉的嗓音：“养猪场直接负责人林某被抓了。”那一瞬间，李洪不知道怎样形容心中的感受，百感交集。倒是覃大姐心直口快：“高兴，我是真高兴。”
如同村支书张自权预感的那样，这颗“定时炸弹”在2018年的5月彻底炸掉了。
一天，李洪从第3根水管里接出水来，茶色的水质一下子点燃了他敏感的神经。和养猪场“斗智斗勇”多年，他早就练就了通过肉眼判断水质是否被污染了的技能。这不正常的茶色提示他，“水又被污染了”。
环保部门现场检查印证了李洪的判断：厂区墙角外的水泥排水沟末端有养殖废弃物外溢痕迹，下方农田内流淌有大量养殖废弃物，延绵至场区东侧的将军山溪水沟。巴东县环境监测站对养殖场废水排口出水进行了监测取样，并出具监测报告显示，出水水质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县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拟作出“责令停产整治”的决定。8月26日、9月18日，县环保局又到现场督办，福临公司拒不执行，也没有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同时，巴东县环保局现场检查又发现新情况，勘查发现养殖区有一个未完工的建筑房区，里面挖有几处深坑，存有大量的废弃物。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承认，这是他们放置的， 打算把猪粪放里面晒干后运走。
巴东县环保局认为，在现场督办中发现场区内挖有新的深坑和渗坑，“性质较为恶劣，属于逃避监管”，并依法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
相关知情人说，巴东县地处湖北西陲，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地下岩洞的岩石具有一定的孔隙和裂隙，而一旦污水渗透入岩石的空隙中，就会在地下管道里横冲直撞。
也就是说，村民赖以生存的第三根饮水管又不能饮用了。
“这次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10月10日，老板娘在老板被行政拘留的第10天前去探视。回到养殖场内眼睛红肿，时而背过身去嘤嘤地抽泣。
覃大姐却依然不解气：“我们现在没水喝了，每天都要用麻木摩托（当地改装后的三轮车）到附近几公里外运水喝。”李洪点头，并指着自家一次能装200斤的胶质袋说：“我们可以自己担水喝，村里那些留守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当“钱袋子”VS“菜篮子”
“养猪伤透了心。”福临养猪场老板娘说，“就算政府不关停，我们也不想养了。”
福临养猪场直线距离两公里开外，就是清江风景区。作为国家生态功能区，巴东县“关停并转”了一批工业企业，为的就是守好一江清水。但同时，巴东县仍是深度贫困县。
“我们当地政府也在开动脑筋，瞄准贫困户，探索既能保护生态又能让老百姓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巴东县委相关人士说。
客观事实也一目了然。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要深度脱贫离不开两条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发展养殖业。留在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选择生猪养殖这条路。
养猪能脱贫吗？以饲养20头母猪的猪场计算，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2胎，每窝生产约10头小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20头育肥猪。每头肥猪可以赚到350元~500元。20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400头育肥猪，基本上能赚到14万元以上。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贫困户从事生猪养殖，1年后赚了20万元。同时粪污还田，养殖和周边农户种养结合也得当。
俗话说，“民以食为安，猪粮安天下”。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其价格的浮动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称为养殖户的“钱袋子”，老百姓的“菜篮子”。
同时，生猪行业却深受“猪周期”困：猪肉价格上涨会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
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生猪行业规模化养殖的占比相对较小。国外经验表明，当规模化养殖占比越高，猪肉价格就会趋于稳定，产业风险也将可控。作为调控“猪周期”的重要手段，规模化、标准化养猪将成为稳定猪肉价格的有力探索。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升比较快，但比重仍偏低，规模化占比还不到一半，2016年才到45%。”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
国家鼓励规模化养殖，但如前文所述，当养殖和环境产生矛盾时，在“钱袋子”和“菜篮子”中该如何抉择呢？
除了关停
还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栏头数为11906.41万头，产生大约30亿吨畜禽粪便。“这些畜禽粪尿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导致畜禽粪尿污染严重。同时，由于畜禽粪尿处理率较低，大部分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一方面是让百姓增收的畜禽养殖产业，另一方面是亟待保护的生态环境，两者能否兼顾？其实，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一直有他的思考。他曾和养猪场老板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建造沼气池，把产生的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来，输送沼气给村民用。他还想“借助精准扶贫的路线，让老百姓共同致富”，“如通过养殖大户和村民进行利益捆绑的模式，养殖场作为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养猪”，但因为种种原因，想法没能最终落地。
在于法稳看来，这些设想其实已有成功案例。另外，畜禽养殖大户也可以和当地农民建立互惠互利的模式，于法稳把它称为利益联合体：“通过村集体成立一个合作社，村集体和公司共同经营。在新型合作社经营下，集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强，也能实现农民增收。”
于法稳以山东栖霞苹果生产举例，当地村子就是采用上述合作模式，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丰富的区域，鼓励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积造利用堆肥，削减养殖场产生的粪污。
事实上，从全国情况来看，畜禽养殖业资源化利用已有成熟的模式。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2017年的相关统计，我国目前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上主要有7种典型模式，分别是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模式、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模式、固体粪便堆肥利用模式、异位发酵床模式、粪便垫料回用模式、污水肥料化利用模式、污水达标排放模式。
不少养殖场户粪污管理水平低，也没有找到低成本治理粪污和“有利可图”的资源化途径，因而大量粪污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直排导致污染。针对这一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助理孔源博士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组织、监管和引导，推动养殖场户配备粪污腐熟和粪肥贮存池等必要设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构建粪肥收运还田的市场化机制。
“以铜铃岩村这家养殖场为例，可以采用‘全混原浆、就地腐熟、就地贮存、就近利用’的方式，推动规模化养殖场配备足够1~2个月粪肥产生量的贮存池和收运喷施车辆，并与当地的种植基地或需肥农户结成粪肥供需市场化关系，解决粪污资源化问题。1台收运车、1~2个工人，将积存的沼液粪肥卖给种植户并喷施到位。”孔源说，这样不仅能大大降低养殖场粪污治理的成本，又能大大降低种植户施用有机肥的劳动强度，免去购买和施用化肥的成本。对养殖户来说，只需配备腐熟池（沼气池或化粪池），不需要“干湿分离”等复杂的设备和处理工艺，就可以实现粪污“用得掉、不排放”；种植户用购买化肥一半的价格买到了粪肥和施肥服务，便捷省力，提质增产。如果周边种植户一开始不能普遍接受沼液粪肥还田，可以尝试示范户先行。
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真的有心，养殖业和环境保护并非是对立项。破题的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智慧和企业的责任担当。
太阳之下，大山之中，一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开着货车经过这里。经过村口附近，他扫了一眼路边立着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吃住围栏坝，畅游清江河。而清江，就在不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