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要将绿色产业培育成绿色增长新动能,以绿色创新带动投资、生产和建设,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减碳和绿色增长的双赢局面,成为我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绿色转型的清晰路径。
那么,我国在全球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应对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挑战?记者日前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年会期间,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国合会特邀顾问、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当前,中国自身的技术、资本、战略和治理的程度都已经走到新的历史阶段,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上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这些变化都在不断凸显。”邹骥说。
在他看来,中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阐述创新发展路径,并开始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作用不断在变化。
“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并在1994年生效。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是中低收入国家,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同时需要拥有排放权。但经历了大约20年的时间,在国际多边进程中,中国形成了一个向绿色转型的定位和战略姿态。”邹骥表示。
“随着头部企业、技术、成本,以及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不断提升,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引领作用不容小觑。”他补充道。
目前,我国绿色版图正在扩大,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犹如一股绿色洪流,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不断奔涌,这不仅深刻改变了我国的能源格局,更为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同时,在一些地区转型之路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西北部分地区,发电侧新型储能出现“建而不用”的情况,以及部分地区呈现出新能源跨省跨区域调度难等问题。
对此,邹骥表示,近年来西北地区发电侧的储能技术、装备和投资都有所增加。之所以存在部分储能设备“建而不用”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电源电网协同及调度过程中的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
“过去常规管理中,是没有储能这一环节的。以前,电网稳定以及供求缺口的填补都是依靠传统手法,储能是新技术和新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电源调度和电网调度方面的管理机制和手段调节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但好消息是电网侧的储能现在被应用得越来越多。”邹骥告诉记者。
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邹骥进一步解释道,“苏州是能源负荷较为密集的城市,人口、产值和制造业都占比不低,许多领域都需要依靠储能。但在今年夏天热浪持续时间和尖峰负荷都创造新高的情况下,苏州成功实现了在夏季首次不限电,这正是储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以化学储能为主的小时级储能可支撑两个小时,可以扛住尖峰负荷时间。这些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而且还具有推广价值。”
不仅如此,西北地区也有一些成功案例,比如青海省共和县拥有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可同时和龙羊峡水电站结合,实现风光水互补。白天水量较小时,依靠光和风来发电,晚上没有风时再将水电站的功率提高,形成了一个平稳的用户曲线,输出的电也相对平稳,大幅降低了间歇性。
在邹骥看来,当前阶段,一些西北地区可能存在“建而不用”的问题,但这里同样也集聚了大量集中式、基地式风光,储能可以很好地帮助这种基地降低间歇性,能够有效地帮助调节用户曲线,让更多地区尽可能平稳使用电力。
“技术在更迭,跨省跨区域调度电力的可行性会越来越高,未来还需‘两手硬’。既要完成在物理、技术上的基本建设,也需要在经济激励机制的支持下利用好市场手段,并让其发挥更大价值,从而让绿色转型道路越走越实。”邹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