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春：守护“地球之肾”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或许自打出生起就与“地球之肾”——湿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20年来，他一直从事湿地保护和研究工作。“我喝着洞庭湖水长大，对洞庭湖有感情、对湿地有感情。”他说，如今故乡毛里湖已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采访前不久，由于在湿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雷光春获颁湿地国际(Wetland International)2018年度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生态学家。
　　1978年雷光春考上中南林学院(现更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属于“老三届”。踏入大学后的20年间，雷光春的研究和湿地并无直接关系。“我的本科专业是特用经济林，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森林保护，真正促使我研究湿地的是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至今，雷光春仍清楚地记得官方公布的数据，包括受灾人数、经济损失数额和当时洪峰最大流量。
　　“实际上，1998年长江洪峰最大流量并非历史最高值。这就让我思考：既然不是历史最高，洪灾的损失为何如此严重？”雷光春说，调研后我们发现，湿地遭到破坏是导致洪灾的重要原因。
　　当时，雷光春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申请了以恢复长江生命活力为目标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以下简称长江项目)，拿到了25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
　　作为长江项目负责人，雷光春组织研讨、参与调查，在洞庭湖和鄱阳湖实施了一些相关保护措施。长江项目历时近4年，期间展开了10多项相关研究，并提出了“生命之河”的概念。
　　1998年洪灾之后，国务院确定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方针，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恢复方案提供了总体框架。在此方针下，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开展了大规模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生态恢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退田还湖后，雷光春和团队提出了“洪水型经济模式”，即四大湿地产业——湿地生态旅游业、水产养殖业、草地畜牧业以及林业与林产品加工业。“它能帮助农民找到新的谋生方式，也能保证退田还湖政策落到实处。”他说。
　　保护候鸟栖息地，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防洪一直是长江流域资源管理与经济发展的优先问题。为考察各地防洪现状，雷光春带队对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水利建设和洪水受灾地区进行调研。
　　经过调研，他们发现，长江中游防洪建设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洪水危害越大的地区，堤坝建得越高；堤坝建得越高，反而增加了洪灾的风险。
　　“当时，水利部门有关领导看到这份报告非常震惊。”雷光春说，此后“生态水利”的概念逐渐得到重视，即强调在水利建设中引入生态学和生物学，而非单纯从工程学角度进行建设。
　　2003年1月，雷光春远赴瑞士，到《国际湿地公约》组织秘书处工作，任亚太区域高级顾问。《国际湿地公约》是世界唯一专注生态系统保护的全球性国际公约，我国于1992年1月加入。
　　2007年底，雷光春结束了国际组织的工作，回国走上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台。回到校园后，他开始将目光对准滨海湿地保护。4年前，调研团队发现，中国滨海湿地的破坏速度是内陆湿地的两倍。
　　201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28号和51号决议提出，黄海(包括渤海)的围填海工程对沿海海域造成显著影响，特别是填海项目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改善滨海湿地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支持下，雷光春担任滨海湿地保护项目专家组的组长。经长期调研，2016年该专家组发布了《中国滨海湿地保护战略研究报告》，受到各方关注，自然资源部对此还进行了专题研究。
　　2001年，雷光春在国内启动“湿地使者”行动计划，并定下“把知识带回家乡”的主题。该活动鼓励大学生利用暑假参加培训，并到长江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把学到的湿地保护知识带回家乡。
　　西洞庭湖畔的青山垸湿地改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唐代钦是湖南省汉寿县青山垸蒋家嘴镇捕捞队的一个老渔民。1998年洪灾之后，青山垸划归为保护区，禁止任何渔业活动。苦于生计，村民开始到垸子内打渔、放鸭，甚至打鸟、毒鸟。
　　2003年，在“湿地使者”行动的影响下，以唐代钦为代表的渔民成立了青山垸社区共管委员会，开始了青山垸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05年，青山垸又呈现出万鸟齐飞的景象，野生鱼类资源迅速得到恢复，青山垸和整个西洞庭的水质从劣Ⅴ类变Ⅱ类。
　　看到一批批“湿地使者”改变了家乡人民的观念，雷光春很欣慰，“我会将湿地保护工作一直进行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