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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茶座(第十三期)交流对话:去匿名化、个人罚责,让垃圾分类成为长久习惯

2021-01-29 15:09来源: 环境茶座编辑:雪儿
  1月13日,第十三期环境茶座“指尖环保助力垃圾分类”成功举办。中国环境记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指尖上的环保”公益活动年度总结,并发布了社区垃圾分类通用模式和关于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建议。
  本期茶座还设置了交流对话环节,邀请专家和资深记者就“如何践行垃圾分类标准模块?”进行交流对话。今日刊发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交流对话嘉宾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主持人)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孙秀艳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毛达
北京西城区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类信息工作特邀专家  张莲娜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刁凡超:我是澎湃新闻的一名环境记者,同时也是参与垃圾分类的普通观众,听完几位专家的介绍,特别是马军老师介绍的社区垃圾分类标准模式的研究和建议,我深受启发,借这个机会分享下我的几点想法:    
  一是很多小区在垃圾桶上装了些把手,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好投放,但其实我自身观察后发现,很多把手只是摆设,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
  二是垃圾分类如果定点定时投放,效果可能会更好。以我为例,垃圾分类刚开始实施时,我们小区也分配了很多志愿者。一开始我家人不习惯,总想等没有志愿者时投放,存有规避心态。如果定时定点真正落实到位,就可以更好监督群众,使大家形成自觉分类投放的习惯。
  话不多说,首先有请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孙秀艳分享一下对垃圾分类的看法。孙老师,我看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关注垃圾分类话题了,想听一听您对这十几年来政策的变化有怎样的观察?另外,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除了媒体要加强宣传以外,是不是还需在某些环节告知公众怎么分类,告知公众这个政策的一些背景和目的。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孙秀艳
  孙秀艳:关于撤桶并站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小区的做法。其实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难,只是有没有想到这些方法。我住的小区宣教工作做得很好,有两方面表现:一是物业在各楼宇信息通告栏讲清楚了撤桶并站的原因,而且站点的设置是由业委会和选出的业主代表共同设定。二是在业主群,业主委员会在群里几次跟大家交代撤桶并站和站点设置的原因。从这两方面来讲,我认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媒体当然有宣教作用,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我们身边的宣教,把信息对称的工作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特意观察了一下我们小区撤桶并站的工作,刚开始实施时,每个单元门口原来垃圾桶的位置都有散碎的垃圾放在那儿,因为有些居民不愿意投放到定点垃圾桶,觉得给自己造成了麻烦。但是大家会在业主群里把监督的照片发上去,互相监督,提高了大家定点投放的意识。大概三天之后我就没有看到垃圾乱扔在单元门口的情况了。
  其实垃圾分类很多问题是出在监督环节上。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垃圾分类问题,虽然北京一直有很多小区是垃圾分类的试点,但为什么一直到2020年还是没有做好?试点搞了那么多年,真的是在试点吗?我自己去调研过,这些小区当时有非常多的志愿者监督大家,或者说在做二次分类工作,完成了所谓试点工作优质化的服务。但是从垃圾分类个人意愿,或者说配套设施和后端运行系统来说都没有跟上,这样的情形导致了垃圾分类体系没有真正运转起来。
  2020年5月提出强制分类,但它的强制规定没有特别明晰。46个城市中,只有上海、杭州、郑州3个城市有对居民个人的罚责,其他城市大多数是针对物业或者其他运行系统各环节的罚责。如果没有针对个人的罚责,最终落实垃圾分类还有很大障碍。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城市推行的垃圾分类积分制度,给居民“胡萝卜”,但是如果没有“大棒”的话,“胡萝卜”根本没有诱惑力。
  刚才有老师讲到关于去匿名化,如果垃圾投放能够去匿名化,那就是把垃圾分类行为指向个体,这样可以引导追责一系列行为实现的话,我觉得对垃圾分类的促进工作一定是有帮助的。
  在2010年冬天,我跟随北京市政市容委去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当时我们非常感慨日本的垃圾分类为什么能做这么精细。后来采访了日本居民,了解到这不仅是个人习惯的养成,还有公众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果你做不好垃圾分类,那整个周边的邻居、社区都会对你进行谴责,这个压力是一个人难以承受的。
  所以,我认为对个人的罚责设置是很有效的。比如设置群监督:在业主群、社区群等给予足够的监督;或是在垃圾站点设置一些监控设施,当然这可能存在隐私问题,但又因为是公众站点,这种监督其实是可以存在的,如果有连续违规行为,可以有一些曝光或者批评措施。
刁凡超:谢谢秀艳老师,您刚才说了很重要的一点,“胡萝卜”是针对一部分人群,“大棒”是针对所有人,尤其您提到社群之间互相监督,确实也是很有效的措施。刚才提到去国外考察,我也想听听毛达博士的分享。我观察到您团队推进零废弃项目很多年,而且也去过日本、韩国等地考察,想了解下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在国内落地?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毛达
  毛达:刚才大家提到了去匿名化的概念,这也是我和马军老师合作参与讨论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个概念是从欧洲零废弃的同行交流过程中学习过来的,是他们在实现居民分类投放时总结出来的经验。我在调研国内外一些城市行之有效的做法后,发现去匿名化确实是一个深入的解释,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垃圾是不是最终可以被追溯,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实名制,但是不一定实名制才是去匿名化,应该说去匿名化最极致的阶段是实名制,就是垃圾对应到你的身份,但是也不一定完全要实名制。
  二是在投放过程中,有多大概率被别人看见,包括管理者、邻里等。如果完全看不到,那就是一个匿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垃圾分类成功的地方,都是能够摆脱原来完全匿名的状态。定时定点就是在集中的时间和地点投放,此过程可以被管理者、指导员、邻居看到,这就相当于去匿名化。
  但定时定点并不是去匿名化的唯一方式。2016年,北京昌平区的辛庄村就实现了垃圾分类投放,它是环卫搜集者、清洁工开着小三轮车定时挨家挨户收集,它是定时不定点,但是效果和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实现了去匿名化。
  如果我们了解到背后的逻辑,就可以设计更因地制宜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考虑成本,最极致的去匿名化就是收集者跟投放者一对一的接触,但这种收集方式成本较高,对于像北京、上海这种比较大的城市来讲,我觉得撤桶并站、撤桶并点这种方式更适合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接下来,是在目前撤桶并站能够被监督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长效机制?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怎样在减少成本和专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效果。我想除了制度上的匿名化,更关键的是需要从社区治理的维度去推动这件事情。这块其实更需要社区组织以及社区物业管理者深度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当中。
刁凡超:谢谢毛老师。下面我想问张莲娜女士,在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垃圾桶前值守的志愿者,您有长期、鲜活的一线观察,您作为志愿者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观察到社区垃圾分类中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分享和推广?
北京西城区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类信息工作特邀专家  张莲娜
  张莲娜: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每一年我都会就参政议政提一些关于环保和民生的调研报告和提案。2021年我的调研报告就是围绕垃圾分类来写的,有幸跟马军老师做了一些调研,也进行了交流。2021年1月12日,在召开的西城区第14届政协五次会议上,垃圾分类作为一个党派的提案也已提交。
  2020年5月,北京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党建引领、多元共治,这个多元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从基层来看,各区都很重视,社区居委会、街道、离退休的党支部、社区志愿者、区政协都去各小区进行调研,并召开了垃圾分类研讨会。
  在调研过程中,我参与了小区的志愿者队伍,从2020年8月中旬开始,跟着西城大妈大叔们一起,参与桶前值守工作。我参与下来以后,认为推动垃圾分类的工作还是很有序,社区居委会、街道、党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守过程中看到共青团组织、高校或者中学生也会在周末时参与到桶前值守的队伍中,这块力量在初期普及垃圾分类概念、助力大家习惯养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天气渐冷,2020年12月份暂停了桶前值守工作。这时我也看到有反弹,大家的垃圾分类开始没有那么严格了,所以我特别同意前面人民日报孙老师提出的个人罚责的建议,我希望在2021年能够慢慢落实下来。同时,我建议扩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建范围,以街道或小区为单位,公布一些“红黑榜”,设置奖惩机制。此外,我建议要对桶前值守的志愿者从专业性和敬业精神两方面进行培训,以提高桶前值守的工作效率。
  总的来说,2020年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人、财、物层面,配套做的都很好,今年还要继续想好如何充分利用和用好这几大层面。
  刁凡超:刚才您提到的几点都非常好,当垃圾分类普及之后,对于一直做不好的个人进行惩罚,对于推行好的社区给予鼓励。另外您刚才提到的对于志愿者的培训,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感谢您的分享。今天三位老师都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也都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比如去匿名化、设置个人奖惩等,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相信大家提出的建议对垃圾分类的推进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