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它在成为垃圾山之前,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介绍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
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大,成本高。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王久良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而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p#分页标题#e#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塑料问题成了世界级难题。孟加拉国曾遭遇一次灾难性洪灾,人们惊讶地发现,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统堵塞的首要原因。无法统计数量的蓝脚鲣鸟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园,塑料垃圾成了秘鲁罗伯士·泰拉岛海滩新的主人。有数据显示,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